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三千年前，在古老華夏大地，曾因一個西部小邦“周”的興起而大放光彩。在寶雞發生的著名典故“鳳鳴岐山”不僅是周部族興起的征兆，更是中國思想文化史的一次高潮迸發的象征。其形成的包括禮樂文明在內的周文化，成為了當時社會思想的大變革，深深影響中華民族三千年，到今天依然歷久彌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樂文明，使命亦然。正如《改變中國的“第二個結合”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理論創新與實踐》一文中所說，三千年前形成的西周禮樂制度，是中國人自古而今形成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源流。禮樂文明的傳統在今日中國，形成新的回響。

禮樂文明是什么？

上個世紀，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社會學研究時，發現了奇怪的現象，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這一時間內，全世界各個文明都出現了一批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且一直影響著人類文明。

“公元前500年”，如同一個軸心，把前人的思想成果一筐而盡，也深深影響后人至今。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卡爾·雅斯貝爾斯將這一現象命名為“軸心時代”，成為之后研究東西方史學、人類學和哲學等學科一個無法繞過的課題。

那個著名的“軸心時代”，在華夏大地上出現了“百家爭鳴”，成為中國文化中奏起的最輝煌的樂章。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中，都認為禮樂文明在內的周文化是諸子百家的源頭，亦是中華文化之源。

禮樂不就是教大家習禮儀、演奏樂嗎？何以影響諸子百家？更何以稱之為“文明”？其實深究一番，你會發現禮樂文明的“禮”不是作揖行禮、“樂”也不是敲鑼打鼓，而是一種勤政愛民、一種崇德向善、一種“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社會愿景。

《禮記》說：“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故圣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據載，制禮作樂是周公所為，也是他一生中最亮的閃光點。周公對當時的夏商之禮積極改造，形成了周禮，這一做法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均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近三千年時間里，歷代很多制度和思想都秉承于周公。

值得一提的是，周禮并不是我們今天認為的儀式或者禮節。周禮之大用，在于調節各階層，安定世道民心，往往是與“善政”聯系在一起的。《左傳》中記載了一個故事可引發我們的思考：公元前537年，魯昭公去晉國參加外事活動，從郊勞到饋贈各種外交儀式，魯昭公都做得非常到位。但晉國大夫女叔齊卻說：“魯昭公只是擅長儀式，而不能稱之為禮（是儀也，不可謂禮）。”因為禮是要“守其國，行其政令，無所失其民”，但現在魯國大權旁落，國政被權臣把持，老百姓境況堪憂，這哪里算得上是知禮！

與“禮”相輔相成的“樂”，即西周雅樂。音生于人心，樂通于倫理。《禮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即從樂當中可以體察政治是否安全、社會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安寧、民心是否向善。好的音樂可以教化人心，而靡靡之音則會禍國亂政。所以孟子才會說：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大王如果非常喜好樂的話，那么齊國也就治理得差不多了）。”

禮樂文明，對中國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如今，寶雞岐山縣周公廟還有樂樓等遺跡保存，紀念制禮作樂這一光耀千載的舉動。

禮樂的產生地——周原

禮樂文明產生的周原，位于寶雞境內的扶風、岐山一帶，是周王朝的肇始之地。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可以孕育出光耀千載的華夏禮樂文明？

翻開《詩經》，你會讀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當時青年男女在周原浪漫的景象；“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這是周天子在周原宴請遠方來客的景象；“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這是描寫周原當時人才濟濟的景象……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詩經》或許對周原太過“溺愛”，以至于認為這個地方太過美好，連堇和荼這些苦菜長在這里都會像麥芽糖一樣甜。

不只是《詩經》中眾多篇章的作者“溺愛”周原，孔子也同樣。

周原，一定是孔子最向往的地方，以至于他跟師襄學琴時，從琴聲中都能感受到周文王在周原指點江山的偉岸。年紀漸大，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周原圣人離他越來越遠，“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我一定是衰老得太厲害了，竟然許久都沒有夢見周公了）。”在《論語》中，孔子發出這樣的感嘆。可見，那個在周原制禮作樂的周公，曾經夜夜出現在孔子的夢中，才造就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一代素王。

周原，真的有那么好嗎？

《史記·周本紀》上的一段記載，讓人讀之止不住淚下，那是三千年前，周原人最樸實、最形象的記載：虞、芮兩國發生爭執，他們派代表來到周原想請周文王為他們評判，但當他們進入周原后驚呆了：這里種田的人都互讓田界，人民都以謙讓長者為美德。虞、芮兩國的人還沒見到文王，就已覺慚愧，說：“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我們現在所爭的，正是周人所恥，還去找人家干什么，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罷了）。”于是各自回國，互相謙讓而去。

讀到這里，寶雞人應該驕傲吧，因為三千年前，這里就閃耀著“全國文明城市”的光環，其文明程度之高，讓周邊國家和城市敬仰不已。

百姓對“禮樂之周”的“雙標”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在《論語》中，孔子一句話道出了一生的選擇。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黃克劍先生在《論語解讀》中對這句話的譯文是：“周代的禮樂典章何等的繁盛啊，我愿遵從周代的禮樂之制。”孔子時代，許多夏商周典籍尚存，而孔子最看重的是產生于周原的禮樂文明。

孔子何以這樣看重？禮樂文明產生之時，我國還處于奴隸制時代，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嗎？或許我們從文獻記載中百姓對周的“雙標”可見一斑。

齊宣王有一次問孟子：“聽說周文王的園林七十里之大，是真的嗎？”

孟子回答：“文獻上的確是這樣記載的。” 

齊宣王吃驚地問：“竟然有這么大？”

孟子笑著回答：“可是百姓還覺得它小了！”

齊宣王不解：“周文王的園林七十里之大，百姓覺得小；寡人的園林才四十里，為什么百姓還覺得大？”

看著納悶的齊宣王，孟子一語道破百姓的“雙標”：“周文王的園林有七十里，百姓割草砍柴可以去，捕鳥獵獸可以去。園林是與百姓共享的，百姓認為太小，不是很自然嗎？而您的園林不然，我初到貴國時，問齊國有何禁令，大家就告訴我，國都郊區有個四十里的園林，如果殺了園中的麋鹿與殺人同罪。您這哪里是園林啊，分明是在國中設下了一個四十里大的陷阱，百姓認為太大不是也應該嗎？”

從“文王之囿”到“宣王之囿”，面積大的百姓覺得小，面積小的百姓覺得大，故其囿之大小不在于面積，而在于民心。如今再讀《詩經·大雅》中《靈臺》一詩感慨萬千，昔日殷紂王修鹿臺，被后世批“剝民膏脂作臺堤，作起臺堤日已西”；而幾乎同一時間，周文王建靈臺，則是“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百姓都自發為靈臺的建造出力，還互相勸勉：“不要焦急怕不能及時建好，百姓如同文王之子，大家都會前來幫忙。”這樣的和諧畫面每每在周地出現，真是那個奴隸制時代的一股清流。同樣是大興土木，最終，牧野之戰后殷紂王被逼自焚于鹿臺之上，鹿臺也成了他暴虐的罪證，而靈臺卻隨著《詩經》等典籍的記載被贊譽了三千年，成為周文王仁德的又一表現。

從“禮序乾坤、樂和天地”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民為邦本、為政以德”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禮記》中描繪的小康與大同社會到實現共同富裕……理解今天的中國，必不可少要全面、通貫地理解包括西周禮樂文明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

中華古老文明中最閃耀的禮樂文明誕生于寶雞，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增強了更多的志氣和底氣。（寶雞新聞網 黃河）

編輯：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