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就思想體系而言，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傳統的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實際上，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周代的禮樂文化。從周代開始，禮樂文明就成為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綿延至今。寶雞是“青銅器之鄉”、周秦文化的發祥地、中國禮樂文化的誕生地，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起源地。青銅器是禮樂文明的物質載體，二者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系？

一、周禮形成的背景

周禮，簡單說就是周代的禮儀制度。春秋時期，孔子看到社會禮崩樂壞，不禁感嘆：“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推崇的周禮成為后世儒家文化的核心，那么周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游客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參觀了解周禮的形成和發展 祝嘉攝

《詩經·大雅·綿》中說“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意是周原的土地肥美，連苦澀的野菜吃起來都如飴糖般甘甜。那么“周”又是什么意思呢？甲骨文、金文中“周”字的寫法非常有趣，郭沫若先生認為“田中有種植之形”，田里阡陌縱橫，地中五谷繁盛。因此《說文解字》有：“周，密也。”田地里密密麻麻的糧食就成為“周密”一詞的初意。周人的始祖后稷還被奉為農耕始祖、五谷之神。

周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周原指扶風和岐山交接處，廣義的周原除以上兩縣外，還包括今天的武功、鳳翔、眉縣等地。周人在這里勤勞耕作、生息繁衍，用取之不盡的黃土修筑城郭，建造宮室，改革舊俗，設立官司。從此，周原就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國家，號稱“周”，也叫“岐周”或“宗周”。周人在這里建的都城稱為“京”，之后歷代統治者都將“京”作為都城的所在，這也是“京城”一詞的來歷。

商代晚期，紂王殺比干、囚箕子，大興土木，生活奢靡，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以周文王、武王為首的西土集團施行仁政，為推翻紂王暴政，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勇士）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庸、蜀、羌、髳（máo）、微、彭、濮等諸侯國首領紛紛響應，帶兵趕往孟津會師。聯軍在陣前舉行誓師大會，這就是流傳千古的《尚書·牧誓》。誓詞中，武王歷數紂王的惡行以及奉天命征討的決心。另外，武王還不忘宣布作戰紀律，要求保持隊形，步調一致，勇猛殺敵。聯軍士氣高漲，斗志昂揚。武王軍隊陳兵牧野，嚴陣以待，正在飲酒作樂的商王著急忙慌地率領臨時武裝的七十萬（有說十七萬，這里從《史記》）奴隸大軍迎戰。然而飽受壓迫的奴隸皆無戰心，倒兵以戰，頃刻間商軍土崩瓦解。大勢已去的紂王逃回鹿臺，自焚而死。牧野之戰也是中國歷史上首個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

這場戰役不僅文獻上有記載，在青銅器銘文中也有反映。有兩件十分重要的青銅器。一是臨潼零口公社西段村出土的利簋，僅15個字就記述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戰爭：“武王征商，惟甲子朝，歲鼎克聞，夙有商。”武王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上，歲星（即木星）正當其位，利于戰爭。戰爭很快就結束了，商王失敗。七天后，武王在闌師這個地方，給史官利賞賜一些銅，利用這些銅做了這件簋，以祭告檀公寶尊彝。

另一件是清朝道光年間在岐山出土的大豐簋，內底鑄銘文77字，與武王克商也有直接聯系。銘文大意是，乙亥這一天，距離武王滅商已經30天，王回到京都，舉行告天獻俘祭祖的大豐禮。作器者參與這次重大的祭祀活動，在武王宴饗諸侯的饗禮結束后，鑄了這件青銅器，以稱頌武王的美德，并且也記錄下自己的榮耀。

利簋和大豐簋以絕對可靠的資料，證實了商政權的崩潰和西周政權的建立。

武王英年早逝，年輕的成王繼位。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聯合殷商舊勢力，起兵反叛，史稱“三監之亂”。西周王朝建立初期，就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這時，武王的弟弟，即成王的叔叔周公姬旦代王攝政。他迅速平定叛亂后，開始著手制定和完善各項國策方針，確保周王朝的長治久安。《詩經·大雅·文王》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首詩頌揚文王受命于天，建立了不朽功績。同時也表達了周人勇于革新的精神與品質。周公攝政，分邦建國，制禮作樂，推行一整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對于鞏固周天子的統治和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什么是禮？

禮的本字是“豊”，盛裝祭品的器皿。后來，禮的內涵不斷被延伸和擴展。禮成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志，是指導人們生產、生活的準則，是維系國家正常運轉的法則，甚至是天道運轉投映到人類社會的體現。

《禮記·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鸚鵡能說話，仍然是飛禽；猩猩能說話，仍然是走獸。現在作為人而不講禮，雖然能說人話，心不還和禽獸一樣嗎？因此要制定禮儀來教化眾人，使人們知道依禮而行，把自己同禽獸區別開來。

《禮記·樂禮》：“禮者，天地之序也。”周禮告訴我們，不僅人的衣食住行要順應天地，人們的生產勞作也要順應天地。《禮記·月令》篇不僅完整地記述了一年十二個月的天文、氣象、物候，而且按照陰陽消長和五行相生的理論，安排四時十二月的政令和農事。

《周禮·地官·山虞》：“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山虞，掌理山林的政令。物品的產地都有界限，限制人擅自入內攫取，并派人守護山林，頒布有關的禁令。仲冬時節砍伐山南向陽處的樹木，仲夏時節砍伐山北背陰處的樹木。凡是用來做車廂和耒耜的，可以砍伐幼小的樹木，但必須按照季節進入不同的區域砍伐。命令民眾在十月份才可以入山砍伐樹木，但限定天數，以免時間太久過度砍伐。凡為國家制作器具而進入山林選擇砍伐合適的木材，則不受限制。春秋兩季砍伐樹木，不能進入禁止入內的山林區域。凡是不按照規定盜砍樹木的，按規定的刑罰懲處。

西周時期，鼎簋配合使用體現著禮分權責、權責對等的規則。 祝嘉攝

在周禮中，關于生產勞作與環境保護的內容還有很多。例如挖礦要“圖而授之”，不能四處亂挖。捕魚時，網眼的大小也是有規定的，這樣大魚留在網里，小魚就可以游走了。禁止在湖澤中投放毒藥毒殺魚類。在林中狩獵，禁止捕捉幼小的動物，禁止撿拾鳥蛋，禁止用毒箭射殺鳥獸。周禮在環境保護方面所作的規定，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

孔子在回答魯哀公“君子何貴乎天道”（君子為什么要尊重天道）之問時說：“貴其‘不已’（尊重他不停頓地運行）。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籠罩大地，哺育萬物，是人類的生命之源。它晝夜交替，寒來暑往，具有不可逆轉的力量。儒家看到了天地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孔子的天道觀。宇宙永存，自然法則不可改變，是天然合理的。人類社會要與天地同在，就必須“因陰陽之大順”，順應自然規律，仿效自然法則才能生存。治國、修身之道只有與天道一致，才是萬世之道。

三、周禮的現實意義

《論語·季氏》中曾記載一個小故事，陳亢問孔子的兒子孔鯉：“你是老師的兒子，一定得到過特殊的傳授吧？”孔鯉回答：“父親對我的教育，其實和大家一樣。如果一定要說有單獨的傳授，那只有兩次。有一天，他老人家獨自站在院里，我從他身旁走過。他問我：‘學詩了嗎？’我說沒有。他說不學詩，就不會說出有文采的話。又一次，他又問我：‘學禮了嗎？’我說沒有。他說不學禮，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陳亢聽后高興地說，我問了一件事，卻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詩、禮的用處，也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繼承的家風是詩和禮。

盡管周禮已經距離我們很遙遠了，但是它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禮記·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也就是說，禮的最初，開始于飲食活動。大禹的兒子啟廢棄禪讓制，繼承其父天下共主的地位。中原地區的有扈氏不服，被啟鎮壓。為慶祝勝利，他在都城陽翟（今河南禹州）召集各方諸侯首領，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這次被稱為“鈞臺之享”的盛會，標志著華夏民族進入了文明時代。從洪荒到文明，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吃飽”。歷史學家認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生產力革命是農業革命，當各文明起源地的先民用自己的方式突破獲取食物的瓶頸，文明的第一次飆升隨即開始。

夏商周三代的貴族們對吃很關注。《呂氏春秋》記載，商湯受到一份鵝羹的啟發，頓悟了五味調和的治國之道，于是滅掉夏桀，建立商朝。但是，他的后世子孫帝辛，對鵝羹不感興趣，他建造酒池肉林，率領群臣晝夜暴飲暴食，最終導致商朝滅亡。武王滅商后，怎么吃喝也成為國家大事的一部分。

《禮記·禮器》：“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這句話包含兩層含義，首先禮器是特定場合、特定儀式下的行禮用器；其次人以禮為治身之器，則于百行無所不備。我們常常夸獎別人家的孩子成大器，有出息，就是這個意思，習禮以成盛德之器。周禮中有很多關于進食的禮儀。如擺盤的禮儀，《禮記·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yáo）右胾（zì）。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hǎi）醬處內；蔥?（xiè）處末，酒漿處右。”殽指帶骨頭的肉，胾指去掉骨頭的肉，蔥?即蒸蔥。如果有水煮鮮魚這道菜，擺桌的時候還要考慮季節。夏天魚肚要朝向右邊，冬天魚鰭要朝向右邊。

周禮告訴我們，人的衣食住行，一切行為活動都要順應天時。《禮記·內則》：“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調以滑甘。”這段話的意思是享用飲食的溫度，因物而異。飯食比照春天的溫度，要溫；羹湯比照夏天的溫度，要熱；醬料要比照秋天的溫度，要涼；飲料要比照冬天的溫度，要冷。食品的調味也隨季節而有所側重，春天多用酸味，夏季多用苦味，秋季多用辛味，冬季多用咸味，而且要用滑潤甘甜的調料來調和。

就餐的禮儀見《禮記·曲禮》：“毋（wú）摶（tuán）飯，毋放飯，毋流歠（chuò），毋咤（zhà）食，毋嚙（niè）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tà）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取飯時不要把飯摶成團，不要把手中的余飯放回食器，喝湯時不要傾流不止，上菜時舌頭不要在口中作聲，不要把骨頭啃得有響聲，不要把咬過的魚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頭扔給狗，不要專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揚去飯的熱氣，吃黍時不要錯用餐具（要用匕，不可用筷子），吃羹時不要連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調主人已調好味的羹，不要當別人面剔牙，不要重調主人已調好的肉醬。即使是吃飯，人也應該在舉手投足之間顯示出自己的修養，這正是食禮中所隱含的禮儀。

喝酒也是要講規矩的。清道光初年出土的大盂鼎，其具體地點有學者認為在陜西郿縣禮邨，亦有說出自岐山縣禮村。該器通高101.9厘米、腹深49.4厘米、口徑77.8厘米，重153.5公斤。內壁鑄銘文19行291字（含合文5字）。“盂”是西周文王、武王時期朝廷重臣南宮適的后人。盂鼎銘文中首先講述文王受命于天，武王勵精圖治，周人最終建邦立國、廣有天下的歷史；繼而總結商人以酒亡國的經驗教訓，告誡子弟不要酗酒。這與《尚書·酒誥（gào）》中文王教育宗室子弟“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的記載相互印證。

周代王室貴族并沒有一味地戒酒，而是圍繞飲酒逐步建立了整套的制度規范，并且規定“飲惟祀”，即只在祭祀的場合才飲酒。在那個時代，祭祀本就是君王向臣民推行禮治的示范。周公頒布《酒誥》，明確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為了祭祀天地神靈和列祖列宗，嚴申禁止“群飲”“崇飲”，也就是聚眾濫飲和放縱酗酒。

《清華簡·耆(qí)夜》中記錄了史上最高規格的一次酒會。武王征伐耆（黎）國（今山西黎城、長治一帶），大勝歸來后，在文王太室舉行“飲至”之禮，并飲酒賦詩。之所以規格高，是因為參加慶功宴的共七人，分別是周武王、畢公高、召公奭、周公旦、辛公甲、作冊逸、呂尚父。武王背北面南坐于堂上，其他六人在堂下分坐兩側。周公主持儀式，辛公甲負責安排座位，引導賓客就位。呂尚父為司正，相當于今天的酒司令，負責監飲酒。

周武王向畢公敬酒，作詩《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后爵乃從。”二公分別指畢公和周公，他們都是立下赫赫戰功的人。其中“嘉爵速飲，后爵乃從”，意思是“請君先飲，鄙人從后”,這比起“感情深一口悶”要更有文采。

《禮記·曲禮》中對于子女言行的規定非常具體、細致。例如“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驕傲不可滋長，欲望不可放縱，志向不能滿足，享樂不可盡情。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將去向告于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見父母，以免他們牽掛。“幼子常視毋誑（kuáng），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孩子看人時不要視線狂傲地看著天上，不要穿裘皮的衣服。站立時要端端正正，不要側身歪著頭說話。

總而言之，周禮是一部貫穿人生的禮儀。青銅器是周禮文化的物質載體。盡管青銅器已經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變成了博物館中的藏品，但周禮卻早已融入我們的血脈基因，禮的內核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行為準則、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與自豪。”“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寶雞作為周禮的發源地，更應該深入學習、踐行、弘揚周禮文化，以文化生態建設促社會經濟發展，吸引全國各地的人們來寶雞，看銅器、學周禮、啟智慧、明德行。（寶雞日報）

（作者：任雪莉，歷史學博士，三級研究館員。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展覽部主任、秦漢館展覽項目負責人。長期從事青銅器、商周考古與藝術史研究以及博物館陳列展覽的策劃與實施工作。）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