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吉金有言。

我們今天說到“禁”字，會聯想到禁止、嚴禁、不允許的意思。然而，在文物大家族的成員中，“禁”還是一種青銅器的名稱，指放置酒器的案幾。為何將擺放酒器的案幾稱為“禁”？東漢經學家鄭玄解釋：“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認為禁這個名稱源于戒酒，警誡人們飲酒要有度。

目前，存世的青銅禁非常稀少，出土于寶雞的西周銅禁共3組，其中一組館藏于渭濱區博物館。日前，記者來到渭濱區博物館，感受青銅禁身上的吉金光輝，并前往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采訪專家學者，探尋青銅禁身上流轉千年的規則意識與“節飲”之風。

石鼓山龍紋禁 唯一考古發掘的西周禁

“這就是三千多年前的青銅案幾，一大一小兩件龍紋禁，2012年出土于石鼓山3號墓。龍紋禁用以承酒器，是西周貴族祭祀、宴饗時，擺放卣、彝等酒器的案幾。”10月22日，渭濱區博物館館長王敬元借文物照片介紹，目前，龍紋禁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參加“大道之行——儒學文化特展”。

游客正在參觀石鼓山龍紋禁（資料圖片）

時間撥轉到2012年6月，渭濱區石咀頭村村民在宅基地施工挖掘時，發現了一件“綠贊贊”的東西，隨即報告村委會和文物部門。在考古工作者的科學考古挖掘下，一座西周早期貴族墓重見天日。

渭濱區博物館工作人員蘇仁其美格說：“這座墓很有特色，青銅禮器等殉葬品都放于壁龕之內。龍紋禁放置在3號墓壁龕，大龍紋禁上面，放著1件戶方彝、2件大小戶卣，小戶卣下面放著小龍紋禁，還有一件獸首紋斗。從器物的擺設情況來看，應為一個家族的器物。”因為在龍紋禁上的彝、卣內部，都發現有“戶”字銘文，所以龍紋禁應該是西周貴族“戶”氏家族的器物。

石鼓山墓葬里的青銅龍紋禁和酒器 龍劍輝攝

大龍紋禁長94.5厘米、寬45厘米、高20.5厘米，看起來像一個長方體案幾。禁的四周裝飾有夔龍紋、雷紋，夔龍都是昂首、闊嘴、曲體、卷尾的姿態，活靈活現，頗有威儀。這件銅禁鑄工精湛，紋飾規整，造型莊重肅穆，堪稱青銅器精品。

渭濱區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這件青銅禁非常受游客和專家學者的喜愛，受邀外展活動頻繁。近兩年，龍紋禁參加了中國國家博物館“鑒往知遠——新時代考古成果展”、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天下有道——周禮主題展”等多個高規格展覽。

“石鼓山龍紋禁是唯一經過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禁，禁上的酒器組合，為研究禁的用途，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價值。”王敬元說，商人酗酒成風，周人引以為戒，實行禁酒政策，石鼓山銅禁的出土，為周人的禁酒文化提供了實物資料。

戴家灣青銅禁 顛沛流離的青銅重器

“目前所見的5件三組西周青銅禁，都出土于寶雞。”10月21日，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副院長翟慧萍介紹，除過石鼓山龍紋禁外，還有1901年出土于戴家灣的柉禁，現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1926年出土于戴家灣的夔紋禁，現藏于天津博物館。2014年，寶雞出土的三件青銅禁，在上海博物館實現了首次聚首亮相，獲得各地媒體和游客的廣泛關注。

柉禁（資料圖片）

與石鼓山銅禁不同，戴家灣青銅禁的出土故事曲折而坎坷。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柉禁在戴家灣出土。柉禁長87.6厘米、寬46厘米、高18.7厘米，前后各有長孔8個，左右各有長孔2個。柉禁上還有一件小青銅禁，這套青銅器有禁、尊、卣、盉等十三件，是目前出土青銅禁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成套青銅器。柉禁先被時任陜西巡撫的端方所得，后來又流入美國。

西周夔紋禁是1926年陜西軍閥黨玉琨在戴家灣盜掘所得，夔紋禁長126厘米、寬46.6厘米、通高23厘米，呈扁平立體長方形，中空無底，禁面上有三個凸起的橢圓形口，有點像現在的“多孔煤氣灶”。黨玉琨在戰亂中死去后，青銅禁落入宋哲元手中，并一直保存在其天津家中。直到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處在宋氏親屬家中，發現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碎塊，文物工作者又在物資回收部門找到部分銅禁碎塊，1972年，這件青銅珍寶被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修復。

西周夔紋禁

翟慧萍說：“這三組銅禁在形制、紋飾方面相近，時代大致相同，細節部分有所不同。雖然紋飾、形制略有不同，但這些青銅禁從用途層面，都反映了西周的禁酒制度。”

禁之意戒與止 周人酒德理念傳千載

三組西周銅禁不禁引人思考——周人的禁酒制度是怎樣的？西周銅禁身上閃爍著周人怎樣的智慧光芒？有哪些值得今人借鑒的文化瑰寶？

翟慧萍談到，這些出土于寶雞的青銅禁，既是擺放酒器的案幾，也是西周禁酒制度的產物，用以警示、提醒周人不得狂飲濫飲。商代晚期飲酒風氣極盛，商紂王酒池肉林，大小諸侯沉溺于酒，荒廢國政社稷，最終導致了商王朝轟然倒塌。周貴族吸取商縱酒亡國的歷史教訓，周公頒布了有名的禁酒令——《酒誥》，將飲酒文化與國家興亡聯系起來。《酒誥》要求各級官員“剛制于酒”，對官員酗酒大加限制。品讀《酒誥》，其中“飲惟祀”“罔敢湎于酒”“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等內容，明確規定了周朝大小官員不得聚眾濫飲，沉溺于美酒，違反者將被逮捕處刑。《酒誥》還有一個主要目的是節約糧食，釀酒的主要原料是糧食，以農業起家的周人，通過提倡戒酒來減少五谷的消耗。翟慧萍說：“《酒誥》引領酒文化走上了順乎禮儀、合乎禮德的軌道。周公提出的‘酒德’理念，以‘德’統攝飲酒行為，使中國酒文化朝著有禮、有節、有德的方向發展。”

周人不僅頒布了禁酒令，還設立了“酒正”“酒人”等官職，嚴格管理酒的釀造使用。“酒正”是掌管造酒、用酒專業技術的最高長官，“酒人”掌造酒。翟慧萍說：“制度的實行和官員的管理，有力匡正了社會風氣，制止狂飲濫飲之風，遏制了腐敗奢靡，鞏固了西周政權。”

周人禁酒是有規則、有節制的飲酒，即“節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祭祀等重大儀式上，或者禮敬父母、兄長時，可以有節制地飲酒。

我們不妨想象一下：3000多年前的西周，在祭祀、宴饗等重要場合，周人將酒器放在禁上，禮飲三爵后，目光看向銅禁，心有警示，便停杯不飲，以免狂飲酣醉。這份克制與清醒，使西周酒文化多了一份文明、清正。

如今，青銅禁身上的文化智慧被廣泛挖掘、傳播。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渭濱區博物館等單位的文物工作者，通過文物交流展、社教活動、新媒體微課堂等多種方式，宣揚禁身上的酒德文化、廉政思想、節制觀念，為今人提供優質的精神滋養。（寶雞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瓊）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