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地區是姬周王朝文明的肇興之地和天子王畿的核心地帶，不僅在周人800余年政治演進史上發揮過巨大作用，對作為世界“四大文化類型”之一的中國禮樂文化的生成和發展，也發揮過不可估量的歷史作用。在考古學領域，這里的“寶雞地區”主要指“今天扶風縣法門鎮的劉家、莊白、莊李、任家、康家、召李、許家胡同、召陳村、樊村、云塘、強家、齊鎮、齊家及岐山縣京當鎮的鳳雛、賀家、禮村、董家、王家嘴等多個村的范圍，總面積約33平方公里”，即所謂“周原遺址”的中心區。中國古代禮樂文化是在周代禮樂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形成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文化，而周代禮樂文化的發展、繁榮和大盛，則根植和受益于歷史上寶雞周原地區一帶。那么，寶雞周原在周代禮樂文化的發展過程當中，到底發揮了怎樣的歷史作用和文化影響？

一、周代禮樂文化在先周肇造于寶雞地區

中國古代禮樂文化和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號稱世界的“四大文化體系”，是對人類歷史和世界文明的發展、演進發揮過巨大影響力和作用力的文化體系。中國古代的禮樂文化，孕育于史前時代，發展于夏、商王朝，在姬周社會發展成為一套體系嚴正、內涵豐富厚重和思想日臻成熟的文化系統。早于姬周的夏朝和商朝，也擁有本朝的禮樂文化，即夏朝的禮樂文化和商朝的禮樂文化（目前學術界對夏商兩朝禮樂文化內涵依然處于探索階段）。但夏、商時期，屬于中國先民“天命觀念”和“鬼神觀念”極為濃厚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歷史上夏、商兩朝的禮樂文化，在性質和功能上更是區分階級等級，加強權力和統治人民的政治工具，其內涵嚴重缺乏道德和人本思想。周代禮樂文化是對夏、商以來的禮樂文化的辯證揚棄，在吸收和借鑒夏、商王朝滅亡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之上，更重視其道德和人本思想以及禮樂文化對統治者思想道德的塑造和影響。因此，周代禮樂文化不同于殷商禮樂文化，也不同于夏朝的禮樂文化，是具有時代特色和族群特色，富含著濃厚道德色彩的禮樂文化。雖然周人禮樂文化的完全成熟始于周初，但是周代禮樂文化于先周時期就開始肇造于寶雞地區。因此，寶雞地區是周代禮樂文化當之無愧的發祥地。

“先周時期”，在學術上屬于姬周伐商建周之前的歷史。先周時期，周人的先祖古公亶父積累德行、廣施仁義、重義輕財，雖然這個時候的周人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發展還比較落后，周人的禮樂文化還處于萌芽時期，但周人首領就開始踐履禮樂文化重“德”的文化精神，所以國人擁戴，百姓稱頌。古公亶父的兒子太伯和仲雍深明大義，成全父志，以國讓賢，逃亡荊蠻。太伯和仲雍讓賢于季歷，不僅為周族發展推舉了一位優秀的領航人，而且塑造了周文化在利益上“禮讓”的精神，這種精神后來成為周代禮樂文化的重要內容。季歷接替了古公亶父的權力后，推行“仁”“義”之政，四方諸侯咸歸于他。季歷卒，其子姬昌繼位。姬昌即文王，他“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史記·周本紀》）文王是先周時期周人最為杰出的部族首領，也被后世稱為古之“圣王”，他不僅重視農耕，善于效法先王，而且是歷代先王美德的集大成者，他篤實、仁愛、敬老、慈幼，而這些美德恰好是周代禮樂文化包含的核心精神和思想精華，也是周人“尊祖敬德”價值追求的具體體現。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禮讓以國，小人禮讓以財。在文王以“德”治岐的舉措之下，根植于今天寶雞周原一帶的西伯侯國，“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儼然大同社會，理想之國。社會井然有序，人民恪守道德。西岐地區成為殷商末期社會秩序最為和諧穩定，西方諸侯翹首仰望的西部樂土。虞、芮入周爭訟，未見西伯而慚歸。西岐之大治和文王聲望日高，甚至引起商紂之不安和對文王之陷害。縱觀先周時期生活在今天寶雞周原一帶的歷代先王，他們無不是重視個人思想品質修煉和社會治理的道德楷模和卓越的政治家。他們在先周創業過程當中形成的“仁”“義”“禮”“讓”“敬”“慈”，成為后來周人禮樂文化的思想和道德源泉，沒有先周時期歷代先王在創業當中修成的美好品質和以“德”懷民的政治思想，后來周人禮樂文化的“德”治思想在精神內涵上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周代禮樂文化精神內涵的不斷發展，就是以姬周肇造時期周人先祖的優秀精神道德為基礎而發揚光大的。因此，寶雞地區是周代禮樂文化當之無愧的發祥地，周代禮樂文化在先周肇造于寶雞地區。

二、周禮文化是周公周初制作于寶雞地區

周代禮樂文化是周公周初在周原一帶制禮作樂的文化成果。滅商建周后，姬周政權實行多都并行制度。文王之前，周原一帶已建立政權，“周原”就是金文當中的“周”，也稱“岐周”。隨著姬周實力的擴大和滅商行動的需要，后文王遷都于“豐京”（今西安灃水以西）。武王滅商之后，國家再次徙都于“鎬京”。武王駕崩，“三監之亂”爆發，天下大亂，周公斷然平定了“三監之亂”，天下歸寧。為了成全周武王之遺愿，實現天下長治久安，召公營建東都“洛邑”。至此，姬周政權雖然先后營建了四座都城，其中“周”“鎬京”“洛邑”三大都城在國家政治生活當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它們各自的作用不同，彼此之間又不可取代。日本學者白川靜認為，坐落在寶雞周原一帶的“周”為神都，為周人之宗廟所在地，專門祭祀和供奉周人的祖先神。“鎬京”為政治中心，“洛邑”為軍事中心。雖然新生政權的新都定于鎬京，但是，作為姬周政權的祖宗之地，位于寶雞周原的故都“周”依然屬于經濟發達、人口稠密、文化發達、人氣旺盛、四方向往的中心區域。可能由于故土難離的情結和對祖宗創業之地的特殊情愫，這里依然居住著大批姬周王朝的王公貴族和權勢人物。譬如，今天周原一帶，就有“三公”之周公、召公之采邑。另外，即使是一大批姬周的高級貴族因為政治需要，在朝廷就職或外遷就封，但死后也要落葉歸根，魂歸故里，在祖宗之地入土為安，長眠在周原。上世紀70年代發掘于岐山縣的鳳雛遺址和扶風縣的召陳遺址，兩處大型建筑，一些考古學者認為就是西周時期居住在周原一帶的高級貴族祭祀祖先的宗廟遺存。坐落于岐山鳳凰山下的周公廟，也是千百年來周公之后祭祀周公的宗廟所在地。

周原一帶不僅是以姬姓高級貴族為主體的新生政權的高級貴族聚集地，也是“三監之亂”發生后一大批殷商高級貴族被迫強行遷入和定居的重要地區。根據近年來的考古成果，殷商政權之近支的微氏家族就是武王伐紂之后被批遷入周原一帶的殷商高級貴族，微氏家族八代人，二百多年長期居住在周原一帶，世為史官，服務于姬周政權。1975年發現于扶風莊白的伯(dong)諸器中的貴族“(dong)”，原來也屬于殷商貴族，曾經參與“錄子圣”的叛亂活動，與周為敵，后被周人強行遷入周原一帶，后來征伐淮夷有功，被周人在周原一帶賜予采邑。根據辛怡華、劉宏岐兩位先生共同撰文的《周原——西周時期異姓貴族的聚居地》一文的研究成果，生活在周原地區的還有一大批其他異姓貴族，諸如函皇父家族、梁其家族、中氏家族、散伯車父家族、裘衛家族等當時至少十四家異姓高級貴族聚集和生活在周原一帶。不管來自姬周政權還是殷商政權，這些豪門大族的成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政治背景、社會身份、生活習慣、種族血統、價值觀念之間的巨大差異，因而，聚集在這里且數量巨大的貴族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政治權利和文化傳統的巨大沖突和矛盾。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矛盾和差異，但新老貴族均身份高貴、文化修養程度較高，他們也是禮樂文化的壟斷者和傳承者。周原一帶是西周的中樞地帶和敏感地帶，是西周王朝開疆拓土的大本營和大后方，為了化解周原一帶因為族群雜居和復雜而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文化沖突，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更為在新生政權建立之初統一思想、統一法度、統一行動，樹立新朝貴族的道德倫理觀念，為新生政權的長治久安奠定政治基礎，周公借鑒和融合了夏、商以來中國的禮樂文化，博采和吸收前朝禮樂文化之精神在周原一帶制禮作樂，為周人治國理政制定了國家大典，為各級貴族的行為制定了道德規范，這種新的文化體系就是周代的禮樂文化，周代禮樂文化不同于夏朝的禮樂文化，也不同于商代的禮樂文化，其思想內涵的核心是“倫理”和“道德”。

周公周初在周原一帶成功制禮作樂，使周代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千百年來封建王朝治國理政的制度依據和政治藍本，所以我們說“周公為萬世作法”。周公制禮作樂于周原一帶，也在周初鞏固了周原一帶在國家政治生活當中的核心地位。“終西周一代，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畿內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之一。”周公在寶雞周原一帶制禮作樂，是周初的核心區域周原一帶政治融合、種姓融合和文化融合的需要，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和不同種族融合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符合歷史內在邏輯的。

三、周代禮樂文化在西周繁盛于寶雞地區

寶雞周原一帶，是先周時期周代禮樂文化的肇興之地，是周公周初制禮作樂的文化圣地，也是終西周一代禮樂葳蕤繁祉的文化中心。隨著周初國家政治中心的東移，周原一帶在高級貴族心目當中的神圣地位毫無衰減，一大批姬周貴族依然堅守和生息在周原一帶。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原來生活在周原一帶的姬周政權的高級貴族在封邦建國的政治浪潮中被分封在帝國的各個角落，周原在先周時期國家政治中心的神圣地位受到潛在的威脅。然而，“三監之亂”后，為了肢解和削弱殷商貴族反對新生政權的政治力量，殷商王朝的大批高級貴族和方國諸侯帶著他們的部族和附庸，在中央權力的強迫和干涉下，被迫離開自己的封國和故土，從千里之外遷徙到周原一帶定居生活，接受姬周政權的就近統治和監督。源源不斷從外部遷入周原一帶的殷商貴族，大大補充了這里因為政治中心東移和分封制度導致的人口銳減和禮樂凋零的潛在威脅，保證了周原一帶始終是高級貴族大量聚集、人口繁盛和文化發達的中心地帶。考古學界認為，在西周270余年里，這里并未因王室東移而衰落下去。由于周原一帶屬于來自不同政權、不同地域和不同種姓的貴族云集聚居的地方，因而也成為帝國最為敏感和特殊的政治地帶，為了加強對周原一帶新老貴族的政治懷柔和思想控制，使他們戮力一心，服務于新生政權，同時也為定期祭祀和緬懷安葬在周原一帶的祖先，歷代周王也頻繁前往祖宗之地，舉行祭祀和各種禮儀活動。考古專家辛怡華先生說：“這里有周人的宮室、宗廟和祖塋，因此，周王常常率領百官大臣來此居住，諸如朝覲、宴享、祭祀、冊命、賞賜等重大政治活動，也都在這里舉行。”朝覲、宴享、祭祀、冊命、賞賜等活動屬于周代禮樂文化的核心內容，這些禮樂活動在國家政治中心東移之后，沒有因為周原地緣政治重要性的變化導致禮樂文化的衰微，反而因為周王頻繁駐蹕、王臣云集和地緣政治的特殊性，而在整個西周時期呈現出勃然興起和葳蕤繁祉的勢頭。這里不僅是禮樂文化氛圍最為濃厚的地區，而且是整個西周王朝打造的最為成功最有影響和最具權威性的禮樂文化示范基地，以至于后來周公命令他的兒子伯禽以周原一帶的禮樂文化建設為樣板，在魯國打造西周王室東部地區的禮樂文化中心。在周公之后——魯國歷代國君的努力之下，魯國也最終建成姬周政權東方地區的禮樂文化中心，實現了周公以禮治國的政治宏愿。而寶雞周原一帶和魯國曲阜一帶，成為周王朝禮樂文化的雙子座。

“器以藏禮”。近年來，根據考古學者的研究成果，從182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當中周原出土了數百件西周青銅禮器。1949年之后的50年來，這里又出土54批次有銘文的青銅器277件，出土時間之長、出土數量之眾多在全國沒有先例。多年來，周原一帶先后出土了數千件青銅禮器，寶雞因此也被譽為“中國青銅器之鄉”。寶雞周原一帶數量巨大的青銅禮器，不僅是在這里曾經生活過的大量權貴階層的生活物質遺存，也是西周時期禮樂文化在寶雞周原一帶持續繁榮的重要物證和歷史折射。（寶雞日報）

（作者簡介：景紅艷，歷史學博士，寶雞文理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結項鑒定專家，主要研究周秦歷史和古代禮制等。）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