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漢初賈誼評價周公說：“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大關(guān)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新書·禮容》）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對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建構(gòu)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我生不有命在天。”在夏商周時期，人們普遍具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其中主要展現(xiàn)在對“天”（上帝）的崇拜。《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這里的“神”泛指天神和人鬼。陳夢家先生的《殷墟卜辭綜述》根據(jù)出土的甲骨文卜辭把殷人神靈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天神，包括上帝、日、東母、西母、云、風、雨、雪；第二類為地示，包括四方、四戈、四巫、山、川；第三類為人鬼，包括先王、先公、先妣、諸子、諸母、舊臣。在這三類中，殷人把天神中的上帝往往看成最高的主宰，對其無上崇拜和信奉。

但是，上帝如何與殷人溝通、如何保護商王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長久性？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一些分歧與爭議，典型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認為殷人作為祖先崇拜的先王先公，可以作為上賓于帝廷或帝所轉(zhuǎn)達人間對上帝的請求、祈福消災，因而殷人通過先王先公溝通上帝，維護商王朝的統(tǒng)治；另一種則認為作為至上神靈的上帝是和殷人始祖帝嚳合而為一，不僅可以命令風、雨、雷、電等自然神，而且可以管制其他部族的祖先神，從而保佑商王在人間居于各部族各諸侯之長。可見，無論上述觀點有多么分歧，但是都揭示了一個觀念，即在商王朝的統(tǒng)治者看來，上帝是其政權(quán)的佑護者。

根據(jù)《尚書·西伯戡黎》和《史記·周本紀》記載，當周文王率部戰(zhàn)勝殷商的屬國黎國之后，商王朝的賢臣祖伊向紂王進諫，認為上天恐怕要斷絕殷商的國運，規(guī)勸商紂王改弦更張，但是遭到了紂王的拒絕，并自負地說：“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王頑固地認為，商王朝只受上天的主宰，是上天安排自己做的君王。紂王的想法和行為十分類似于夏朝末年的暴君桀。據(jù)《尚書大傳》記載，夏桀將自己的統(tǒng)治比喻為像太陽一樣長久，堅信太陽不會滅亡，自己的統(tǒng)治也不會滅亡。但事實上，這兩位末代君主都錯了，太陽永遠沒有消亡，但是“殷革夏命”，夏桀的天下被商湯取而代之了；上天也沒有永遠眷顧商王，“周革殷命”，商紂的天下被周武王勝利攻伐了。

“我生不有命在天”嗎？上帝還是政權(quán)的佑護者嗎？這成為一個時代需要解答的新疑問。

“天命靡常，惟德是輔。”解決“上帝”與“政權(quán)”關(guān)系是擺在周初統(tǒng)治者面前最重要的問題。《尚書·多士》記載了周成王七年三月的一天，周公前往新建的都城洛邑，借用成王的名義告誡殷商遺民，紂王不敬重上天，所以上天就對商王朝降下重重的災禍，而西周遵循上天的旨意、奉行上天的明威、執(zhí)行王者的誅罰，通過征伐取代了商王朝，這實際上表明上天要終絕商王朝的國運。紂王卻不明白上天的意旨，大肆放縱淫樂，罔顧天意和民困，因此上天就不再保佑商王朝了，降下亡國的災禍。可見，上天從不把大命給予不勉行德政的人。

雖然和紂王一樣認為上天是人世間的最高主宰，但是周公是以天命觀念解釋殷周朝代的更替。在他看來，雖然朝代變化了，人們對天（上帝）的信仰以及天佑王命的觀念始終沒有改變，但是基于商、周更替的事實，可以得知上帝并非只是眷顧殷人，其喜好對人世間所有人是一致的。上帝賦予世間的天命也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上帝只輔助有德行的人，即所謂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從而為殷周更替、武王伐紂找到了新的“天命”標準。換句話說，上帝不再是專屬于殷人的保護神，而是所有人的保護神。基于這種情況，周公等西周政治家提出的“以德配天”這一將政治倫理化的口號，不僅能為武王伐紂尋找到合理的借口，而且消解了商王受到上帝唯一護佑的特權(quán)，更是為防止“天命轉(zhuǎn)移”、保持西周王朝長久興盛制定了執(zhí)政準則。

同時，為了論證“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上天青睞周王朝，周公等周初統(tǒng)治者不遺余力地描述后稷、公劉、太王、文王、武王、成王等周人祖先和歷代周王有德行。諸如，《尚書·無逸》中記載周公言論：“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周公認為，自己的先祖太王、王季能夠謙讓，敬畏天命。父親文王從事過開通道路、耕種田地等卑下的勞役，對待百姓和藹仁慈、善良恭敬，而且教化他們和睦相處、安居樂業(yè)。正是周公等周初統(tǒng)治者的描述，向世人宣告了周王有德，所以上天才選擇了周王，這也奠定了殷周易代的合法性。

“敬德保民”。既然“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尚書·多士》），那么“敬德保民”就成為周公等周初統(tǒng)治者順應時代提出的新主張。《尚書·召誥》中記載，周公叮囑周成王：“我不可不監(jiān)（鑒）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鑒）于有殷。”在周公看來，要治理好國家，不可不借鑒夏、商兩代喪國的教訓。夏、商兩國雖然接受了天命，但是他們的統(tǒng)治者“不敬厥德”，不能謹慎德行，導致國運喪失。《尚書·蔡仲之命》又記載周成王言論：“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可見，在周初的統(tǒng)治者看來，政權(quán)的合法性與權(quán)威性來自道德，而道德來源于上天，是上天意志的象征，也就是“天德”。人間的統(tǒng)治者只能與天合德、遵循天意，才能配享天命。換句話說，“敬德”就是“敬天德”，按照上天的意志實施有德政治。那么，一系列問題就擺在了周王朝的統(tǒng)治者面前：什么是“天德”（天的意志）？怎么去發(fā)現(xiàn)天德？又如何與天合德，遵循上天的意志？顯然，這些是維護統(tǒng)治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周公等人對這些問題已經(jīng)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回答。《尚書》屢次記載周公等人言論：“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康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可見，周公等人認為天意遵從著民意，天命與民情是一體的，因此，通過觀察民情、體察民意就可以洞悉上天的意志。天意渺茫難測，而民意卻是現(xiàn)實具體的，就是老百姓反對暴政，希望能夠安居樂業(yè)、幸福生活。據(jù)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周公在《尚書·無逸》中的言論：“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祗懼”即敬畏義。商王中宗祖乙認真履行上天賦予的任命，統(tǒng)治人民時持有敬畏之心，不敢過度享樂。只有敬畏自己的職責，才能“保民”。周公等周王朝統(tǒng)治者不斷提出“用康保民”“惟民其康”“恤民為德”“惟惠之懷”等保民思想，尤其主張“明德慎罰”，以道德教化為主，謹慎使用刑罰，這些都是在說明如何保民。可見，周公等在處理天、民、王關(guān)系時，將天命視為君主的職責，而君主的職責就是“保民”。總之，“敬德”要求統(tǒng)治者對上天所賦予自己的職責充滿敬畏，保民既體現(xiàn)天的意志，也是政治統(tǒng)治的內(nèi)在要求。

從時代的進步性看，周公等周初統(tǒng)治者充分認識到“天命靡常”，并在人們對“天”的宗教信仰中增添了“德”的內(nèi)容，由以往單純“敬天”的神權(quán)政治轉(zhuǎn)變?yōu)椤熬吹隆钡拿褚獾赖抡巍Ｒ浴熬吹隆闭摗熬刺臁保M管仍然披著濃厚的宗教外衣，但是開啟了重視人道與民本的德政新面向，這也成為后世儒家德政思想的根源。當然，周公仍受時代的局限，試圖用“天”“天命”“天德”等統(tǒng)貫人間的帝王和民眾，將天意視為帝王的職責和民眾的訴求，但其目的終歸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希望通過道德保護王權(quán)，祈求周王朝長久享受天命，統(tǒng)治千秋萬世。（寶雞日報）

（作者張波：哲學博士，教授，現(xiàn)任寶雞文理學院政法學院院長、周秦倫理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校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經(jīng)學與周秦倫理文化、關(guān)學與宋明理學研究。）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