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自文王受命以來，一直致力于伐商政治合法性建構。周初武王繼承文王遺命，在商周鼎革之后舉行告天典禮。因政治局勢變化，武王告天的內容、主要目的有所不同。此為西周初期重構天下政治秩序的重要舉措，為周人確立天下共主的政治合法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世俘》篇所見武王告天

《逸周書·世俘》篇記載武王克商后兩次告天，第一次是武王告“天宗上帝”，第二次是武王承文王典“告于天、于稷”。武王兩次告天的內容、目的區別明顯。

（一）武王第一次告天“商周鼎革”

《世俘》篇武王第一次告天之“上帝”即天帝，帝、天是同一概念。從具體內容來看，第一次告天包括告天完成“克商天命”與“殷商之罪”，表明商周鼎革合法。

其一，“克商天命”方面，《世俘》篇載“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鼎是夏商周三代政權的象征，珪則是商人祭天所用寶玉。武王有象征政權的鼎、圭，意味著擁有統治天下的正統地位。至于憲則是與“天命罰商”有關的典、冊，記載武王告天祝辭。武王告天，是稟告周人完成了克商天命。

其二，“殷商之罪”方面，從《世俘》篇文本來看，武王克商之后曾向周人之先公先王“告殷罪”。武王作為承文王受天命而完成伐商任務的繼任者，向周人先公先王告殷罪，天是必然知曉的?！妒酚洝斨芄兰摇芬草d武王“告殷之罪于天，及殷民”，武王在商人宗廟也直接告天殷商的罪行，是對殷商“恭行天之罰”的依據，為進一步宣傳天命建立新政權服務。

（二）武王第二次告天“修商人典”

《世俘》篇武王第二次告天中，強化“文王修商人典”是核心主題。據《世俘》篇武王言“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可知武王“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是效法文王之舉。文王在“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大業尚未成功就已去世，故武王言“惟予沖子綏文考”，即我小子修文考之典告天，伐罪救民以安文考之心。

武王告天“修商人典”，說明“商人典”是一條合法的政治準則。學界一般認為，“商人典”是“殷革夏命”之典，文王“修商人典”體現受天命伐紂克商，強調天命轉移，終結了商人統治。可以說《世俘》篇武王第二次告天，是效仿殷商先人受天命伐夏之典而取代夏人統治。周人希望通過向殷遺民闡述“修商人典，以斬紂身”的革命理論，從天命角度化解殷遺民高層的反抗情緒，為建立周人主導的新政權奠定理論基礎。

二、周初金文所見武王告天

周初天亡簋[guǐ]、何尊銘文均見武王舉行“大豊[lǐ]”。天亡簋銘文載武王言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內容是武王在西土岐周舉行會同三方的大禮，通過祭祀文王以告天。成王早期的何尊銘文載成王遷都成周時舉行大禮，言及“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庭告于天”。合觀兩篇銘文，武王告天之“禮”正是天亡簋的“大禮”，武王告天的核心是宣告“宅茲中國”，體現了周人建立合法政治秩序的迫切需要。

（一）整合地方諸侯勢力以重建新政治秩序

何尊銘文武王告天“宅茲中國”是為昭告天下周人具有政治合法身份，構建奉周人為天下正統的政治秩序。天亡簋銘文“王同三方”在本質上與何尊銘文“宅茲中國”是相通的，是周人建構“中國—四方”政治秩序的體現。

相較“西土”的周人而言，天亡簋銘文“三方”是位居東、南、北的地方諸侯，“三方”提法符合西周初期局勢及周人主導的西土聯盟實際。周人本就位居西土的諸侯，所以武王告天的參與者仍是四方諸侯。天命是周人新政權合法性建構的核心理論，文王受天命之事雖經周人宣傳，但遠不如武王克商后召集諸侯公開宣傳的影響大。武王“會同三方”告天，將天命與國家政權合法性聯系起來，更容易讓諸侯承認周人政治合法地位。

（二）“西土”到“中國”的君天下政治理論

周人位居“西土”，東、南、北三方與之相對，為完成伐商天命，在長期經略西土諸侯過程中形成了凝聚力強大的“西土”意識。然而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已經走到了君臨天下的政治權力中心，“西土”意識包含狹隘的地理觀念，與商周鼎革局勢不符。所以，“中國”觀念的提出是建構新政治秩序的必然選擇。

武王提出“中國”是為構建凌駕于四方諸侯之上的政治格局服務的。合觀《世俘》篇武王“告天宗上帝”“告于天、于稷”、天亡簋銘文言文王“事喜上帝”、何尊銘文“宅茲中國”，武王告天的最終目的是宣告周人新政權即將君臨天下。從“西土”過渡到“中國”，周人自覺摒棄“西土”意識，反映了周人政治合法理論的成熟。從何尊銘文來看，武王已經強化“中國”觀念，具有了“中央—四方”的國家治理觀念與體系。周初武王天下共主身份的建構，是“天下—四方”新政治秩序的具體實踐，目的是逐步確立定于一尊的政治合法地位。（“學習強國”寶雞學習平臺）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