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考察，佇立于何尊前，久久凝思。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傳承中一路走來，‘中國’二字鐫刻在‘何尊’底部，更銘刻在每個華夏兒女心中。”

　　3000多年前，誕生于“西土”的“蕞爾小邦”周族，開啟中國歷史的新篇章。關中西部地區是周族演繹“舊邦新命”的大舞臺，也是周人“宅茲中國”的根據地。周族和周文化的興起，歷經立族、立朝、立教三大階段，具有豐富的文明史意義——立族是生存權，立朝是執政權，立教是文明權。縱觀中國古代社會，唯有周人能夠兼顧立族、立朝與立教，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周人立族，拉開了中國漫長農業社會的歷史序幕，孕育了中華民族道法自然、勤勞務實、堅韌不拔的文明基因。周人的始祖姬棄是姜嫄之子，因為“好耕農”，能“相地之宜”，被帝堯舉為“農師”，周人由此立族。周族發展史上的關鍵三步“后稷之興、公劉復興、古公勃興”都根植于舉族上下“務耕種”的正確抉擇。由此，周人的圣賢早已總結出“民之大事在農”的歷史經驗，圣人周公更是反復告誡貴族子弟要時時保持“知稼穡之艱難”的歷史警覺。

　　周人立朝，是勵精圖治、以弱勝強的成功典范，開啟了中國政治與文化重大轉向的“殷周之變”。周人自己總結“小邦周”克“大邑商”的奧秘就在于“世有哲王”——古公亶父、季歷、文王和武王四代族長勵精圖治，接續奮斗，終于完成“革殷”受天命的壯舉。在這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周人統治階層深謀遠慮，動靜有度，伏則韜光養晦、忍辱負重，動則雷霆之威、千鈞之力，顯示出高遠的政治謀劃力和超強的政策執行力。

　　古公亶父居豳（今陜西旬邑、彬州一帶）時，周族屢屢遭受戎狄的欺負騷擾，國人“皆欲戰”，唯有古公審時度勢，避其鋒芒，舉族遷居周原（今寶雞扶風、岐山交界處），不但避免了被戎狄滅族的危險，更通過與當地豪強姜族聯姻結盟，從而迎來了周族發展壯大的新機遇。季歷即位后，通過與商王室聯姻，換來了本族躋身于商王朝統治階層的機會。文王時期，一方面“伐九邦”以壓服周邊部族，另一方面“禮下賢者”，招攬四方豪杰，形成了“近悅遠來”“濟濟多士”的生動局面。武王即位后，排除萬難鼓動三軍渡過黃河，贏得了牧野之戰的決定性勝利。

　　營建洛邑是周人立朝、“宅茲中國”的關鍵舉措，珍藏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國寶何尊，完整記錄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宅茲中國”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形成的奠基性事件，是中華文明從“何以中國”走向“何以一統”的關鍵一步。

　　周人立教，是以“萬世治安”為目標，以“制禮作樂”為手段，以制度創新帶動文化創新，創造出禮樂文明的中華文明新形態。周人“三立”，以立教最為不易，也最寶貴，彰顯了周人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卓絕的創新能力。以武王、周公為代表的周初執政者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深諳“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的道理，通過對王朝興亡“殷鑒不遠”的反思，徹底改造了殷人的天道觀，總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治亂之道，強調“以德配天”才能獲得統治的合法性，在文化傳統上從殷人的尚“鬼”轉向了周人的尚“文”，在為政理念上從殷商王朝“率民事神”的神權政治轉向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的民本政治，實現了中華文明人文化、理性化的重大轉變。

　　近年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表明，寶雞周原遺址就是周人崛起的圣地、西周王朝的圣都——宗周，堪稱“禮樂文明搖籃，德政思想淵藪”。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夠有機會在周原遺址開展工作，觸摸歷史，感悟文明，何其幸也！而周人崛起的啟示也成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寶貴財富。（作者為西北大學校長 孫慶偉）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賀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