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檔案館珍藏著一封1949年7月林伯渠寫給時任陜北行政公署主任曹力如等同志的信。信中，他嚴格遵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關于“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的規定，明確拒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延安中山圖書館，展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遵規守紀的高度自覺。

1949年7月20日林伯渠致陜北行政公署主任曹力如等同志的信（陜西省檔案館館藏）

首任館長 事必躬親

1937年5月，中共中央為滿足各機關干部閱讀書報的需求，在延安創辦了以孫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圖書館。建館之初，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三人以圖書館理事的名義聯合在《解放》周刊發表了《陜西延安中山圖書館啟事》，宣布“同人等為紀念偉大救國領袖起見，且鑒于在迅速完成抗日一切準備之過程中應在文化上理論武裝民眾頭腦，爰發起中山圖書館于陜西之延安”，決定廣為匯集中山先生遺著以及“關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學、歷史、哲學、自然科學之中外書籍”，呼吁“全國各文化機關、救國團體與各救國先進對敝館賜以各方面之援助，廣為捐助各科書籍，以及雜志報章”。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和社會各界的幫助下，中山圖書館的建設日臻完善。

1938年11月20日，延安首次遭到日機轟炸，中山圖書館“館址全被炸毀，圖書等物損失慘重，館務進行，遂陷停頓”。1939年秋，為適應延安各機關、學校和各界人士學習研究的需要，黨中央決定恢復和擴建中山圖書館，由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館長。他就任后，對圖書館的工作抓得十分細致，參與了整理書籍、選擇館址、籌集經費等諸多工作。1940年2月，他主持召集理事會，對“今后館務進行之方針與步驟”作出周詳安排，并增聘胡喬木等同志為理事。中山圖書館恢復建設后，林伯渠通過各種渠道募集圖書，5月，《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林伯渠署名的《延安中山圖書館啟事》，再次呼吁“全國各界先進及文化出版機關予以經濟上、圖書上之捐贈”。在他的牽頭號召下，全國各地愛國人士以及重慶、桂林、昆明、西安等地進步書店紛紛向中山圖書館捐贈書報。據當時《解放日報》報道，重慶中華書局一次就向中山圖書館捐贈了《國富論》《中國社會經濟史》《歷代史表》《鐵道年鑒》等140余種圖書。此外，圖書館還經常收到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寄來的書報雜志。至1942年3月，中山圖書館館藏“圖書一萬八千冊，報刊一千余種，常借材料五百余人，閱覽室平均每天一百五十人”。在林伯渠的領導下，中山圖書館成為延安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公共圖書館。

回絕提議 言明利害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舉進攻延安，中山圖書館堅壁清野，將大部分圖書安全轉移。1948年4月，延安光復后，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南關恢復了中山圖書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魯迅圖書館和邊區政府一起遷到西安，延安僅剩中山圖書館一個較大的圖書館。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陜甘寧邊區大部分圖書館、機關、學校陸續撤離延安，將部分圖書和革命歷史文獻移交陜北行政公署，后交由中山圖書館保存。6月16日，陜北行政公署主任曹力如和副主任李景林、崔田夫給林伯渠寄去一封信，匯報陜北行署成立后的工作，并提議將恢復后的中山圖書館更名為林伯渠圖書館，以紀念他為陜甘寧邊區和中山圖書館所作的貢獻。

昔日的延安中山圖書館一角

7月20日，林伯渠在回信中明確拒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圖書館：

最近寶雞光復，西北又告大捷。在大西北的全部解放已日益接近的形勢下，你們留在延安，領導具有悠久革命歷史與覺悟程度高的陜北人民，從事生產建設，任務是極重要的。

魯迅圖書館既已南遷西安，延安自應設立一個較好的圖書館，其名稱叫延安圖書館就好，不必用我的名字（隨便將地名、學校、機關的名字改用人名，有時不妥當，中央二中全會曾指出過）。至于充實圖書雜志，我當于可能范圍內設法幫助……

其實，曹力如等人的提議本是出于好意，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紀念形式違反了黨的紀律。

林伯渠長期以來作風謙虛謹慎，遵規守紀早已內化于心，他深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立規矩的重大意義和深層考慮，所以在回信中言明利害，提醒黨內同志高度重視和認真落實黨的規定。1950年7月，中山圖書館正式更名為“延安圖書館”，林伯渠為其題寫了館名。

遵循“標尺” 力戒驕傲

林伯渠在回信中所說“隨便將地名、學校、機關的名字改用人名，有時不妥當”的規定，是指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這次全會頒布了若干重要文件，為黨帶領人民建設新中國及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堅實而長久的制度保障。那么，黨中央為何會在如此重要的會議上特別提出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呢？

抗日戰爭勝利后，全國上下一片歡騰景象，廣大群眾組織了各種慶祝活動。為表示對我黨領袖的尊重和革命烈士的懷念，一些地方自發以他們的名字作為地名。至解放戰爭勝利前，據不完全統計，除了以人名命名的鄉鎮、村莊、學校、橋梁外，還有50多個被冠以人名的縣。在充分理解群眾感情和做法的同時，中共中央認為濫用人名作地名已經背離了人民的初衷，并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嚴肅、不嚴謹的問題，還會誘發個人崇拜，滋生黨內驕傲情緒。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為了防止“糖衣炮彈”的攻擊，力戒驕傲，會議根據這個提議，通過六條具體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與馬恩列斯平列。這六條規定是中共中央“進京趕考”前定下的規矩，也是黨員干部開始領導全國政權以后必須時時處處嚴格遵循的行動標尺。

林伯渠婉拒以個人名字命名中山圖書館，彰顯了老一輩革命家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是共產黨人遵守黨紀的楷模。（共產黨員微信）

編輯：陳云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