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寶雞作為周文化發祥地，自西漢神爵四年（前58年）美陽縣（今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出土尸臣鼎以來，先后出土了大量高規格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在國內外先秦歷史文化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由此也造就了寶雞“青銅之鄉”的美譽。

據銘文內容，寶雞出土西周青銅器的用途可分為祭祀、賞賜、冊命、盟誓、約劑、征伐六類。祭祀類，以?簋[hú guǐ]為代表。賞賜類，以鮮鐘、盠[lí]駒尊為代表。冊命類，以四十三年逨[lái]鼎為代表。盟誓和約劑類，以散氏盤為代表。征伐類，以虢季子白盤、禹鼎為代表。以上青銅器，均為學術研究與博物館展覽中關注度極高的國之重器。

四十三年逨鼎。

西周銘文文體的形成，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強大動因。此有兩種路徑可以討論：一方面，通過與《尚書》文體對照，既由兩者的相似證實《尚書》的真實性，又可以明晰寶雞出土青銅銘文異于《尚書》的文體特點；另一方面，以形式體會價值，透過銘文與《尚書》相同的編纂意識，也能一探早期文體的形成與發展基因。

首先，《尚書》的“誥”“誓”“命”等三種文體，與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相關文體能夠直接對應。二者文體樣式相近，行文特點相似，此可證明《尚書》與銘文產生時代相當，也表明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可與《尚書》地位相較。

其次，《尚書》“典”類文體的編纂意識與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鑄刻意識相近，均具有實用理性的創作精神。這種實用理性就是歷史意識：周人有意識地搜集史實，來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一方面這是周人長期以來積淀的歷史意識的指引，另一方面則出于現實統治環境的需要。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體式的形成與這種意識密切相關?！渡袝分械摹秷虻洹贰端吹洹穼τ趫蛩粗问赖淖肥?，顯示了周王朝統治的歷史承續性，也明示了新王朝希冀天下大治的美好愿望。在寶雞出土青銅器銘文中，這種歷史意識反映明顯。如周恭王時期的墻盤記載了從文王至恭王的周王世系，反映了周初七代天子的文治武功。與周天子世系相并的是微氏家族輔佐歷代周王的光輝家史，銘文結構氣勢宏大，羅列人物眾多卻不蕪雜，言簡意賅地描述了每個歷史人物的功績。逨盤則以更為廣闊的歷史長卷記述了完整的西周帝王世系。銘文顯示逨的祖先世代輔佐周王，屢受周王嘉獎，當逨承襲爵位再次受到周王獎賞時，他便作器記述自己家族的光輝歷史。仔細觀察逨盤銘文，不同于墻盤先述周王歷史再顯祖先功績，而是以祖先功績為主，結合周王世系，二者緊密相連，不顯紛亂。這兩篇銘文一方面反映出兩個家族與周王室的關系，另一方面反映出強烈的歷史意識。這種意識逐步形成了后世史傳散文的著述意識。同時，銘文記述歷史的成熟也進一步說明銘文文體在史傳散文史上的先驅地位。

墻盤。

寶雞出土西周青銅銘文作為一種文學藝術作品，它所具備的藝術精神透過其成熟的文體范式呈現在世人面前，顯示出中國早期文學的獨特風采。其一，文體形式整飭，句式整齊，文辭古樸，這些青銅銘文以四字句為主，兼有雜言，形式靈活而又自成規矩，體現出對章法美的追求，同時有的段落已注意押韻，實為后世韻文之濫觴。其二，文體內容完備，具備記事文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俱全，銘文大都具有日期、地點，對人物也多有介紹，事件脈絡記述清晰，雖則文字難免“佶[jí]屈聱[áo]牙”，但仍被后世史官奉為敘事散文典范。其三，創作情感突出，情感和內容相適應，征伐有戰必勝的信心、訓誡有不容置疑的威德、冊命則情感真摯懇切。其四，創作意識統一，創作者的歷史意識濃厚，每篇銘文都承擔溝通過去與未來之職責，文體的文學價值突出，影響了后世文人創作的價值取向。

總之，寶雞出土西周青銅器銘文已具備“體式美、倫理美、實用美”三者統一的藝術性，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精神的基礎，折射出中國古代美學的早期風貌。（“學習強國”寶雞學習平臺）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