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作樂”的藝術價值與“崇德”的道德價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體現(xiàn)出一種合而不同的表象。樂的藝術性和規(guī)范化作為儒者的修養(yǎng)和教化在道德完成和人格實現(xiàn)的最高旨趣中趨于統(tǒng)一。先秦儒家“作樂”和“崇德”之間有層次分明的三重契合。“作樂”與“崇德”兩者之間的張力使先秦儒家具備了獨特的藝術倫理境域，這種張力落實在人生上又可作為工夫入路豐滿個體的實踐。真正的藝術在東方，徐復觀詮釋為“作樂”的藝術境界與“崇德”的精神狀態(tài)合二為一。

一、“作樂”與“崇德”的歷史淵源

“作樂”何以“崇德”？先秦儒家可以把“作樂”和“崇德”放在一起講的一個先決條件，在于其音樂在藝術性和規(guī)范化兩者之間可以很好地統(tǒng)一起來。音樂天生具有感動人的力量，這是其藝術性的表達。禮樂教化有嚴格的典章制度，這是音樂規(guī)范化的表達。雖然是“言禮不離樂，言樂不離禮”，然而，“樂”卻早于“禮”而教化于民，更早的時候是“言樂不離德”。音樂的規(guī)范化表達一開始并不是“禮樂”，而是“德樂”，按歷史時間順序，先是有“樂”與“德”并稱，后來才有“樂”與“禮”并稱。

先秦儒家音樂最早可追溯到堯舜時代。神農(nóng)作琴，舜改制五弦，歌南風以教理天下之孝。夔始作樂，以賞諸侯。神農(nóng)作琴或是追求音樂最高的藝術性，舜“歌南風”顯然已轉(zhuǎn)至追求音樂藝術性背后的道德價值，再到夔受命作樂開始系統(tǒng)地闡發(fā)音樂的教化功能。此時的音樂，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內(nèi)涵上都有了相對規(guī)范化的特質(zhì)。《尚書·舜典》載：“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周禮》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這為后來孔子“曠千載而一遇、作萬古之標程”，統(tǒng)“音樂”于道德、藝術的窮極之地提供范例。音樂承擔起人文價值關懷，貼近生命本源。這一轉(zhuǎn)向的結(jié)果是：儒家音樂上可通達于天，與天地萬物并行同流，下可著力于人，于日用倫常、現(xiàn)世人生中描繪生命精神。

二、“作樂”與“崇德”的三重契合

“作樂”與“崇德”之間存在三重契合。“樂”與“德”并非等同，而是在“窮其究極”處融合為一。

首先，道是天道，亦是人道，樂合于道為音樂確立了根基與歸宿。儒家音樂之道在于快樂，即心性舒暢。音樂與人格相應，所謂“君子須臾不離樂”（《公羊傳》），樂合于道才有人格實現(xiàn)及圓滿的可能。君子節(jié)其所欲，樂而不惑；小人從欲失道，不得其樂。隨著人格的融入，時代精神為之開顯。舜之《韶》樂盡善盡美，武王之《武》樂未盡善矣。不同時代的音樂體現(xiàn)了不同的社會訴求，書寫了不同的時代精神。

其次，樂合于中是“作樂”與“崇德”的第二重契合。合于“中”的稱之為“雅樂”。不合的稱為“淫樂”或“新樂”，以“鄭聲”為代表。“鄭聲”有違于“中”，會帶來危害，“雅樂”則與之相反。孔子適齊，聞《韶》欽羨舜之德性而三月不知肉味（《論語》）。季札適魯，觀《韶》慨嘆“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左傳》）。顯然，合于中的音樂在藝術審美上和道德評價上得到雙重肯定，“作樂”的藝術性不能脫離“崇德”的道德規(guī)定性。

最后，樂合于和是“作樂”與“崇德”在最高境界處的相互吻合。“和”所含的意味是各種異質(zhì)的東西的諧和統(tǒng)一。“樂”與“仁”的共同點在于“和”，也會通于“和”，道德充實了藝術的內(nèi)容，藝術助長安定了道德的力量。先王理政必求心和、樂和、政和、德和。《左傳》載晏嬰語：“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六律相成、清濁相濟，君子聽之，心平、德和。”晏子此論恰揭示出“作樂”與“崇德”乃至“理政”合于“和”的一種建構。“音和”與“德和”的雙重訴求意味著先秦儒家“作樂”與“崇德”在最高旨趣上的契合。

三、“作樂”與“崇德”的“合而不同”及其意義

“作樂”與“崇德”的融合絕不意味著兩者等同，這是一種“合而不同”的關系。“樂”的局限性令其難以普及，“作樂”不僅需要德性還需要天賦以及技術理論，這也是“古樂”不易傳世的原因。反觀“德”具有普適性，但很難以形象化的方式傳達其價值理念。先秦儒家“作樂”與“崇德”融合的意義在于以一種優(yōu)越的方式展開禮樂教化、提升心性修養(yǎng)，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智慧。

“作樂”與“崇德”契合的社會意義在于禮樂教化。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而且用于樂教多于樂政。在《論語》中，孔子對弟子的教化是一種藝術的、演繹的方式。至于荀子，幾乎將樂全面定位為政治教化的工具，提出“志清”與“窮本”說（《荀子·樂論》），主張先養(yǎng)后教。禮樂教化之重，不在具體的準則條令，而是完成人格建立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出于這種契合，先秦儒家的教化是“在場”的，是“情景式”的。

“作樂”與“崇德”契合的修養(yǎng)意義在于“致樂以治心”。“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禮記·樂記》）“易”是和易，“直”是正直，“子”是慈祥，“諒”是誠信。易、直、子、諒不是一種道德節(jié)目，而是一種道德情緒，是生命力的自身要求。音樂直接從心里發(fā)出，不需要借助外物，從極深的生命根源，向生命逐漸與客觀接觸的層次流出，使生命得到充實。此時的人生由音樂而藝術化，同時也由音樂而道德化，這便是“致樂以治心”的真正意義。人順著這種方式活動，不僅是“為人生而藝術”，更是“為藝術而人生”。（作者鄭毅，系西北政法大學講師，原文發(fā)表于《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5期）

（來源：“學習強國”寶雞學習平臺）

編輯：陳云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