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于“子涵”“紫萱”等名字“退場”的討論在各個媒體平臺展開。這些曾經在幼兒園點名時一呼百應的名字，正逐漸被“沐辰”“扶蘇”等新名字替代。

　　每個時代的名字，都像是一本未裝訂的社會學田野筆記。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建國”“建華”“愛國”，承載著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集體理想；到六七十年代的“軍”“紅”“衛”，烙印著特殊年代的革命激情；再到八十年代，“偉”“靜”“鵬”等單字名流行，訴說著改革開放初期的實用主義精神；直至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子涵”“子軒”“子墨”等名字紛紛涌現，折射出市場經濟背景下港臺文化、影視劇作品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每個時代的姓名，都帶有清晰的時代印記。

　　姓名變遷的背后，是社會結構的深刻轉型。城市化率突破6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新一代父母大多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將起名視為體現個人文化品位與修養的一件大事。每一個生僻字的考據、每一處古詩詞的用典，都暗含著家庭對文化傳承的重視與對孩子未來的美好期許。比如“沐辰”一名，既有“沐春風而思飛揚”的詩意，又暗含“辰光如露”的哲思；而“扶蘇”則令人聯想到大樹枝葉繁茂、生機勃勃的景象。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起名權的下移。以往，為孩子取名常被視為家族大事，祖輩——尤其是祖父——往往擁有最終決定權。《圍城》中便有兩個起名的段落：方鴻漸的父親方遯翁作為前清舉人，為孫輩取小名阿丑，大名“非相”，典出《荀子》，寄望孫子不以貌取人而重內在德行；待另一個孫子出生，他又從《墨子》的“非攻”中汲取靈感，取小名“阿兇”，大名“非攻”，愿子孫遠離戰禍。姓名在那個語境中不僅是個人身份的標記，更是家族意志與文化訓誡的延續。

　　但隨著核心家庭成為主流，名字逐漸從一種“宗族標識”轉變為個人的“身份標識”。年輕父母往往將姓名視作送給孩子的第一份珍貴禮物，希望親自賦予其獨特意義。這一轉變并不代表孝道衰落或親情淡漠，而反映出家庭關系更加平等，個體的情感與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孩子的名字不再是古老族譜上的既定符號，而是寫在小家庭戶口本上、充滿愛與希冀的全新起點。它可能源自某一句詩、某一部電影、某一次旅行途中瞥見的風景，甚至父母愛情故事中的某個秘密記號——姓名私人化的過程，也正是情感表達日益內向化、細膩化的體現。

　　近年來，“宸”“睿”“軒”“博”等字頻繁出現在姓名中，暗示著對成功與智慧的渴望；“諾”“安”“悅”等字的流行，則體現出對誠信、平和生活的向往。每一個名字的背后，都是父母將宏觀社會潮流轉化為微觀個人敘事的努力。而與此同時，四字名、父母復姓疊加、外文音譯名等新型命名方式也逐漸出現，它們既打破了傳統姓名結構的約束，也暗示著新一代身份認同的開放性與實驗性。

　　從某種角度說，起名是一場沒有聲音的集體對話。我們從流行文化、古典文獻、社會風尚甚至社交媒體熱點中汲取素材，卻在最終的選擇中流露出自己最深層的價值觀與人生期待。從“子涵”到“沐辰”的變遷，是從跟風到個性表達的文化旅程。每一個名字，都是時代寫給未來的一封信——而我們，都是這封信的署名者。（光明網）

編輯：李雪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