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陜西省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數以千計的青銅器中，有一件名為（弓魚）[yú]伯鎣[yíng]的器物頗為特殊。它的樣子有點像今天的茶壺，腹部渾圓飽滿，前有出水的流，后有持握的鋬，頂部有圓形蓋，底部有三足。

之所以說它特殊，是因為這種造型的青銅器，一般歸類為盉，是用以盛裝酒或水的器物，比如寶雞出土的逨盉、衛盉、冉盉、獸面紋盉等，都是這種造型和用途。那么，（弓魚）伯鎣為什么是鎣而不是盉呢？

（弓魚）伯鎣。

這個話題，還需從青銅器的一種命名方式——自名講起。

青銅器的“身份證”

5月10日，一支來自西安的研學團隊走進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小學生們跟隨講解員的腳步，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記。“這件像茶壺一樣的器物，名叫（弓魚）伯鎣；這件像臉盆一樣的器物，名叫（弓魚）伯盤。兩件器物合成一組、搭配使用。”在展柜前，講解員向大家介紹，“古代貴族在吃飯前，會行沃盥之禮——一個仆人舉著鎣倒水，一個仆人托著盤接水，供貴族用流動的水洗手。”小學生們感嘆：“原來我們今天所說的‘飯前洗手’，不僅是一種習慣，更是一種禮儀啊！”

據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崔睿華介紹，（弓魚）伯鎣1974年出土于渭濱區茹家莊（弓魚）國墓地，它與同墓出土的（弓魚）伯盤紋飾相近、銘文相同，專家判斷應為（弓魚）伯鑄造的一套水器。無論造型還是用途，（弓魚）伯鎣都與盉無二，那為什么稱其為鎣而非盉呢？

“這是因為，（弓魚）伯盤和（弓魚）伯鎣上鑄有同樣的銘文：‘（弓魚）白（伯）自乍（作）般（盤）鎣’。”崔睿華說，“鑄造者已經在銘文中寫清楚了，一件為盤，一件為鎣，專家將其定名為（弓魚）伯鎣。”

像（弓魚）伯盤、（弓魚）伯鎣這樣，將名稱銘刻在青銅器上的命名方式稱為自名。

伯公父勺。

1976年，扶風縣云塘青銅器窖藏出土了兩件規格、形制幾乎相同的青銅斗。斗是一種挹[yì]酒器，由一個小杯和一把長柄組成，用來從尊、壺等盛酒器中舀酒。然而，專家在清理泥土、去除銹蝕后發現，這兩件斗的柄上帶有銘文，連起來是：“白（伯）公父乍（作）金爵，用獻（獻）用酌，用亯（享）用孝。”原來，早在鑄造之初，這兩件斗就已自名為金爵。后來，專家為了區分，在保留原名的基礎上，將它們命名為伯公父勺。

沿承千年的文化密碼

寶雞是周秦兩大王朝的肇基之地，從先周到先秦，正是青銅文明濫觴時期。自西漢開始，寶雞便有青銅器出土的記載，至今出土青銅器數以萬計，數量之多、規格之高、器形之精美、銘文之重要，使寶雞成為當之無愧的“青銅器之鄉”。

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一面巨大的展板顯示，青銅器主要分為七大類型：鼎、簋等食器，尊、罍等酒器，盉、盤等水器，鐘、镈等樂器，戈、矛等兵器，刀、鑿等工具，以及鑾鈴、當盧等車馬器。那么，這些各式各樣的青銅器是如何定名的？

“我們今天所用的青銅器名稱，沿承于北宋學者的研究成果。”崔睿華說，青銅器的定名體系，是跨越千年的學術接力。北宋金石學家呂大臨在《考古圖》中，首次系統性著錄了當時宮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銅器、玉器，對每件器物都精細地描繪圖形、款識，記錄尺寸、容量、重量等，并盡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處。

在此基礎上，后世學者確定了“自銘優先，無銘從古”的青銅器命名規則。“自銘優先”即優先采用器物銘文中的自稱，如扶風縣莊白青銅器窖藏出土的三年興壺，因腹壁鑄有“用作皇祖文考尊壺”而確名；若無自銘，則需“從古”——依據《周禮》《禮記》等先秦文獻或同類器物類比定名，例如渭濱區石鼓山墓地出土的戶卣，雖無自名，但參照殷墟同類提梁橢圓腹盛酒器的自名“卣”歸類。

宋人定名雖偶有疏漏，但其開創性不容忽視。王國維曾評價：“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這些名稱如時空密碼，將商周禮制、宋人考據與今人研究串聯，讓青銅器在幾千年后仍能以“本名”訴說歷史。

歷久彌新的文明基因

商周時期，鑄造青銅器本就是一件難事，而要在器物上銘刻文字，更是難上加難。因此，青銅器銘文往往言簡意賅、語輕意重。而將名稱留在器物之上，更體現著鑄造者的一片苦心和真情。

除了（弓魚）伯盤和（弓魚）伯鎣，（弓魚）國墓地還出土過一件井姬獨柱帶盤（穴火）[zào]鼎，銘文為“（弓魚）白（伯）乍（作）井姬（穴火）鼎”。這是一件造型極為特殊的西周青銅器，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為單腿的鼎，下半部分為三足的盤，鼎內放置食物，盤上放置炭火。

井姬獨柱帶盤（穴火）鼎。

西周時期，人們每天只吃兩頓飯，上午9時左右吃第一頓飯，即朝食，又叫饔[yōng]，下午4時左右吃第二頓飯，晡[bū]食，又叫飧[sūn]。晡食通常是朝食的延續——上午沒吃完的，下午加熱一下繼續吃，而帶盤鼎正是專為此設計的溫食器。

（弓魚）伯是西周時期關中西部一個異姓諸侯國的國君，井姬是西周王室重臣井伯（或井叔）的女兒，在一場政治聯姻中，井姬嫁給了（弓魚）伯。（弓魚）伯對井姬寵愛有加，便為她鑄造了這件青銅器，并將其命名為井姬（穴火）鼎。此外，還有井姬鬲、井姬甗、井姬圓鼎、井姬方鼎、井姬盂鏙等，從中也足可見（弓魚）伯對井姬用情至深。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劉子豪表示，寶雞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承載著商周文明最原始的敘事沖動——那些鐫刻于銅銹間的自名，是禮制的信物，是權力的徽章，更是人性的溫度。

?簋以124字銘文自證身份，周厲王將“禋祀先王”的祭典鑄成青銅史詩，卻在“王曰”的莊嚴宣告中，將暴君之實掩于禮制華袍之下；三年興壺腹壁“用作皇祖文考尊壺”的銘文，凝固了西周貴族追思先祖的虔敬，壺身波曲紋如水波蕩漾，恰似血脈承續的永恒流淌；四十三年逨鼎則以“王呼史墻冊命逨”的實錄，將周王對臣屬的封賞化作青銅契約，鼎足間的竊曲紋如權力藤蔓，纏繞出西周禮制的森嚴等級。

這些自名器物，是周人器以藏禮的生動寫照，銘文如鑿刻在青銅上的心跳，讓數千年后的我們仍能觸摸到一個文明的體溫：那是對祖先的敬畏，對自然的順服，以及對德政的樸素信仰。（“學習強國”寶雞學習平臺）

編輯：陳云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