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陜西省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數以千計的青銅器中,有一件名為(弓魚)[yú]伯鎣[yíng]的器物頗為特殊。它的樣子有點像今天的茶壺,腹部渾圓飽滿,前有出水的流,后有持握的鋬,頂部有圓形蓋,底部有三足。
之所以說它特殊,是因為這種造型的青銅器,一般歸類為盉,是用以盛裝酒或水的器物,比如寶雞出土的逨盉、衛盉、冉盉、獸面紋盉等,都是這種造型和用途。那么,(弓魚)伯鎣為什么是鎣而不是盉呢?

(弓魚)伯鎣。
這個話題,還需從青銅器的一種命名方式——自名講起。
青銅器的“身份證”
5月10日,一支來自西安的研學團隊走進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小學生們跟隨講解員的腳步,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記。“這件像茶壺一樣的器物,名叫(弓魚)伯鎣;這件像臉盆一樣的器物,名叫(弓魚)伯盤。兩件器物合成一組、搭配使用。”在展柜前,講解員向大家介紹,“古代貴族在吃飯前,會行沃盥之禮——一個仆人舉著鎣倒水,一個仆人托著盤接水,供貴族用流動的水洗手。”小學生們感嘆:“原來我們今天所說的‘飯前洗手’,不僅是一種習慣,更是一種禮儀啊!”
據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崔睿華介紹,(弓魚)伯鎣1974年出土于渭濱區茹家莊(弓魚)國墓地,它與同墓出土的(弓魚)伯盤紋飾相近、銘文相同,專家判斷應為(弓魚)伯鑄造的一套水器。無論造型還是用途,(弓魚)伯鎣都與盉無二,那為什么稱其為鎣而非盉呢?
“這是因為,(弓魚)伯盤和(弓魚)伯鎣上鑄有同樣的銘文:‘(弓魚)白(伯)自乍(作)般(盤)鎣’。”崔睿華說,“鑄造者已經在銘文中寫清楚了,一件為盤,一件為鎣,專家將其定名為(弓魚)伯鎣。”
像(弓魚)伯盤、(弓魚)伯鎣這樣,將名稱銘刻在青銅器上的命名方式稱為自名。

伯公父勺。
1976年,扶風縣云塘青銅器窖藏出土了兩件規格、形制幾乎相同的青銅斗。斗是一種挹[yì]酒器,由一個小杯和一把長柄組成,用來從尊、壺等盛酒器中舀酒。然而,專家在清理泥土、去除銹蝕后發現,這兩件斗的柄上帶有銘文,連起來是:“白(伯)公父乍(作)金爵,用獻(獻)用酌,用亯(享)用孝。”原來,早在鑄造之初,這兩件斗就已自名為金爵。后來,專家為了區分,在保留原名的基礎上,將它們命名為伯公父勺。
沿承千年的文化密碼
寶雞是周秦兩大王朝的肇基之地,從先周到先秦,正是青銅文明濫觴時期。自西漢開始,寶雞便有青銅器出土的記載,至今出土青銅器數以萬計,數量之多、規格之高、器形之精美、銘文之重要,使寶雞成為當之無愧的“青銅器之鄉”。
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一面巨大的展板顯示,青銅器主要分為七大類型:鼎、簋等食器,尊、罍等酒器,盉、盤等水器,鐘、镈等樂器,戈、矛等兵器,刀、鑿等工具,以及鑾鈴、當盧等車馬器。那么,這些各式各樣的青銅器是如何定名的?
“我們今天所用的青銅器名稱,沿承于北宋學者的研究成果。”崔睿華說,青銅器的定名體系,是跨越千年的學術接力。北宋金石學家呂大臨在《考古圖》中,首次系統性著錄了當時宮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銅器、玉器,對每件器物都精細地描繪圖形、款識,記錄尺寸、容量、重量等,并盡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處。
在此基礎上,后世學者確定了“自銘優先,無銘從古”的青銅器命名規則。“自銘優先”即優先采用器物銘文中的自稱,如扶風縣莊白青銅器窖藏出土的三年興壺,因腹壁鑄有“用作皇祖文考尊壺”而確名;若無自銘,則需“從古”——依據《周禮》《禮記》等先秦文獻或同類器物類比定名,例如渭濱區石鼓山墓地出土的戶卣,雖無自名,但參照殷墟同類提梁橢圓腹盛酒器的自名“卣”歸類。
宋人定名雖偶有疏漏,但其開創性不容忽視。王國維曾評價:“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這些名稱如時空密碼,將商周禮制、宋人考據與今人研究串聯,讓青銅器在幾千年后仍能以“本名”訴說歷史。
歷久彌新的文明基因
商周時期,鑄造青銅器本就是一件難事,而要在器物上銘刻文字,更是難上加難。因此,青銅器銘文往往言簡意賅、語輕意重。而將名稱留在器物之上,更體現著鑄造者的一片苦心和真情。
除了(弓魚)伯盤和(弓魚)伯鎣,(弓魚)國墓地還出土過一件井姬獨柱帶盤(穴火)[zào]鼎,銘文為“(弓魚)白(伯)乍(作)井姬(穴火)鼎”。這是一件造型極為特殊的西周青銅器,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為單腿的鼎,下半部分為三足的盤,鼎內放置食物,盤上放置炭火。

井姬獨柱帶盤(穴火)鼎。
西周時期,人們每天只吃兩頓飯,上午9時左右吃第一頓飯,即朝食,又叫饔[yōng],下午4時左右吃第二頓飯,晡[bū]食,又叫飧[sūn]。晡食通常是朝食的延續——上午沒吃完的,下午加熱一下繼續吃,而帶盤鼎正是專為此設計的溫食器。
(弓魚)伯是西周時期關中西部一個異姓諸侯國的國君,井姬是西周王室重臣井伯(或井叔)的女兒,在一場政治聯姻中,井姬嫁給了(弓魚)伯。(弓魚)伯對井姬寵愛有加,便為她鑄造了這件青銅器,并將其命名為井姬(穴火)鼎。此外,還有井姬鬲、井姬甗、井姬圓鼎、井姬方鼎、井姬盂鏙等,從中也足可見(弓魚)伯對井姬用情至深。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劉子豪表示,寶雞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承載著商周文明最原始的敘事沖動——那些鐫刻于銅銹間的自名,是禮制的信物,是權力的徽章,更是人性的溫度。
?簋以124字銘文自證身份,周厲王將“禋祀先王”的祭典鑄成青銅史詩,卻在“王曰”的莊嚴宣告中,將暴君之實掩于禮制華袍之下;三年興壺腹壁“用作皇祖文考尊壺”的銘文,凝固了西周貴族追思先祖的虔敬,壺身波曲紋如水波蕩漾,恰似血脈承續的永恒流淌;四十三年逨鼎則以“王呼史墻冊命逨”的實錄,將周王對臣屬的封賞化作青銅契約,鼎足間的竊曲紋如權力藤蔓,纏繞出西周禮制的森嚴等級。
這些自名器物,是周人器以藏禮的生動寫照,銘文如鑿刻在青銅上的心跳,讓數千年后的我們仍能觸摸到一個文明的體溫:那是對祖先的敬畏,對自然的順服,以及對德政的樸素信仰。(“學習強國”寶雞學習平臺)

編輯:陳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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