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咱太寅村設有日俘收容所，以學校形式來教化俘虜，名叫‘大同學園’。至今，部分鄉親家中還有日本戰俘制作的肥皂盒、印章盒等。”盛夏時節，記者來到渭濱區高家鎮太寅村，跟隨村民的講述，探尋大同學園留下的抗戰文化印記。

太寅村村貌

1938年，第一俘虜收容所在西安南郊靈感寺成立，1939年遷至寶雞縣渭河南岸太寅村。到達寶雞后，第一俘虜收容所牌子換為“大同學園”，在這里上演了一段將戰俘收容所改為日俘學校的抗戰佳話。

探

太寅村日俘校園舊址

太寅村距市區不遠，從市行政中心出發經城市快速干道，不到30分鐘即可到達。太寅村依山傍水，這時節，果園里的獼猴桃和葡萄掛滿枝頭。路過太寅河，沿村內小路蜿蜒前行，可以看到一塊高約2米的石碑。

“這不是一塊普通石碑，而是2000年立的‘大同學園舊址’碑，石碑正面文字由大同學園所長汪大捷親題。碑子后面就是大同學園所在地，抗戰時期，約500名戰俘曾在這里生活、學習，接受反戰教育。通往舊址的這段沙石土路，最早就是由當時戰俘修的，后來有所拓寬。”7月11日，太寅村黨支部書記林韶軼介紹說，如今大同學園舊建筑多已不存，僅剩一座彌陀院大殿為原來老建筑。林韶軼回憶：“抗戰勝利后，日俘被遣返回國。這里曾作為小學校園，至今留存的這座老房子曾是五年級教室，我在這里念過書。”

一座彌陀院大殿為原來的老建筑

市文物局原局長張潤棠編著的《大同學園與第一俘虜收容所》一書，匯集了與大同學園相關的珍貴信函、文章等，為人們了解、研究、宣傳大同學園提供了寶貴資料。該書記錄，1994年8月，88歲高齡的汪大捷先生惦念故地，曾重訪太寅村，并詳細敘述了大同學園的歷史。

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求學的東北人汪大捷憤然回國。1938年，隨著戰火的蔓延，在西安行營所管轄的第一俘虜收容所里，日本俘虜增多，俘虜與炊事員、管理員之間常有矛盾產生，難以管理。汪大捷擅長日語，曾成功規勸逃跑的俘虜伊藤正榮，西安行營認為汪大捷可以勝任俘虜感化工作，便勸說汪大捷擔任收容所所長。據記載，汪大捷曾說過：“要我去管理俘虜，我就要把收容所辦成一所學校……反正我不當典獄長。”

1938年9月，汪大捷擔任第一俘虜收容所所長。1939年初，日軍轟炸西安，收容所遷至寶雞縣城西南的太寅村。村內彌陀院大門上方，掛上了汪大捷親寫的“大同學園”四個大字，戰俘學校由此誕生。汪大捷曾解釋，校名源自孔子教誨的大同之道。

大同學園變“俘虜”為“學員”，變“管理員”為“教職員”，相繼招聘了多位有識之士當教職員，開設的主要課程有漢語、中日友好往來史、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教育等。學園規定，已有覺悟的戰俘才能當學員，在園內學習生活，思想頑固的戰俘被監押在園外幾處民房和窯洞里，經教育覺悟后才可進學園。

在抗戰時期，為入侵軍戰俘辦學校是非常之舉。資料顯示，大同學園辦學困難重重：一方面，正值日軍侵略，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為日俘辦學校不被理解，甘心參與的人很少；另一方面，大同學園地處西北山溝，交通不便，物資匱乏，缺經費缺人員；再加上日俘中傷病者多，體質差，思想上有頑固堡壘，不肯接受教育。因此，大同學園要取得成效，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渭濱區博物館原館長郝明科曾認真收集、整理大同學園的資料，2015年，記者隨他去太寅村采訪時，他感慨：“有戰爭就有戰俘，把戰俘囚禁于集中營或收容所，古今中外大抵如此，從沒聽說過還有俘虜學校。大同學園卻是在抗戰期間首創的世界第一所俘虜學校。”

聽

教化戰俘的感人往事

俘虜收容所變大同學園，變的不僅是名字，還有管理理念，大同學園堅持“以德服人，感化教育”的管理方法，讓許多戰俘受到感化。

大同學園在太寅村是如何成長的？

郝明科所著文章《大同學園的主要活動及影響》提到，學園創立之初，注意改善日俘的生活環境，以感化戰俘。改善伙食，將泉水用木炭、白灰、沙子過濾，減少疾病的發生。園內生活較自由，開辟有籃球場，日俘可以參加運動和比賽。學園還利用周邊山水優勢修建了一個游泳池，并組織學員修建了從大同學園到寶雞縣城約十公里的“大同公路”。此外，大同學園千方百計對日俘開展感化教育，不斷提高日俘對這場戰爭的認識，從中日兩國歷史、文化淵源等角度說明侵略是毫無道理、違反人民意愿的。

大同學園完全呈一副學校模樣。太寅村人、退休教師張尚仁曾在文章中宣傳大同學園：“俘虜的生活待遇全由軍政部供給……多數俘虜常年腳蹬木屐兒，一年四季常用冷水洗臉洗身，俘虜吃的飯菜多是蒸饃和菜湯。”

大同學園僅半年就取得了可喜成果。汪大捷晚年在接受采訪時回憶，1939年7月，“大同學園反侵略戰爭同盟會”和“大同學園反戰劇團”在西安成立，汪大捷帶領部分學員前往西安，表演了話劇《侵略戰爭之罪惡》以及歌曲《黃河大合唱》等節目，受到廣泛關注，引發熱烈反響。此后，大同學園反戰劇團還排演了多個話劇、歌曲節目，除在太寅村演出外，還前往寶雞其他地方及武功、富平等地演出。

1940年夏，一名日本戰俘趁著大雨夜，組織戰俘集體逃跑，被汪大捷夫人察覺。這名戰俘被拘押后患了重病，自以為命不久矣，心想不是被處以極刑也會病死。沒想到，學園很快把他送進寶雞縣醫院救治，汪大捷親自去看他，并說，這是醫院不是法庭，你現在是病人，安心治病吧。這名戰俘大受感動，主動寫下悔過書：“大同學園和汪先生的人道主義、大同思想和自己受到的優待，使我心悅誠服……”這名戰俘病愈出院后，向大家作思想匯報，對全體日俘起到了很大教育作用，并積極為話劇團寫劇本。

遺憾的是，1941年下半年，汪大捷先生被排擠，并被撤去所長職務，大同學園隨之夭折，恢復到了之前軍事管理體制下的收容所，直至抗戰勝利。自抗日戰爭開始至1945年上半年，第一俘虜收容所先后收容了從華北、華中等戰場押送來的男女戰俘500名左右。

張尚仁文章寫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晚上，寶雞縣城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因種種原因，俘虜先后死亡了一些……其余的于1946年4月下旬，由收容所官兵和看押部隊押送，取道林家村火車站上車，經隴海鐵路押送鄭州遣返回國。”

敬

大同學園的和平教育

“大同學園雖已過去80多年，但經常有人來太寅村探尋、紀念這段歷史。”林韶軼談到，大同學園的抗戰文化吸引了一批學者、游人前來探訪，許多人被大同學園的歷史所打動。2000年，在大同學園舊址碑揭碑儀式上，日本學者秋本能里子說：“現有的世界是一個很渴望東方哲學的時代，目前21世紀，我們日中兩國人民宣揚大同學園歷史，就是要把中國人道主義發祥的事實，告知世世代代的后生。”

太寅村的大同學園舊址碑

采訪當天，記者在太寅村得到一條線索：2013年，一位曾在大同學園做看守的抗戰老兵的后人來過大同學園舊址，并留下一份簡短回憶錄。順著這個線索，記者幾經輾轉，聯系到抗戰老兵許東木遠在河南的后人許安民。

許安民在電話中說：“回憶錄為父親離世前口述，我筆錄形成。抗戰時期，父親曾被調往寶雞太寅村戰俘收容所看押日本戰俘。”

許東木回憶錄顯示，他具體負責看守兩名空軍和海軍戰俘，其中有一人逃跑又被抓回來，也未嚴懲，只是將其送到屋里看管起來。“日本戰俘好用缸洗澡，有時也到河里洗。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即日起覺悟吧。”這些樸素話語與大同學園的歷史吻合。2010年底，許東木在洛陽市伊濱區龐村鎮白草坡村去世，其晚年因身體不好，未能完成到太寅村尋訪大同學園舊址的心愿。許安民說：“2013年，為完成父親遺愿，我和侄子從河南輾轉來到寶雞太寅村，看到了大同學園舊址碑，在這里，我把父親的心愿說了一遍……”

至今，太寅村還留有當年日本戰俘制作的多件手工藝品，有肥皂盒、印章盒等。汪大捷晚年曾回憶，學園管理人員組織學員制作工藝品和一些日用雜品，如筷子、手杖、肥皂盒等，有些學員編織毛衣毛褲、圍巾手套。學園租用了寶雞縣城西街的一間房子，專門售賣學員制作的東西，所賣錢財全數兌給制作者。

在村民強錄林家，記者見到一個手工制作的老式肥皂盒，為一名日本戰俘贈給強家的禮物。這個肥皂盒為木質，蓋子為四方菱形，做工精細，與一般肥皂盒大小相同。強錄林說，父母曾講，抗戰時期，他家住著三四名日本戰俘，其中一名女戰俘為感謝強家人對她的善意照顧，把手工制作的肥皂盒贈送給他們。后來，強錄林為保護肥皂盒刷了紅漆。記者還在村里看到日俘制作的一件印章盒，也頗為精巧，盒子上寫著“于寶雞太寅紀念”的字樣。

太寅村村民家中保存的肥皂盒為日俘手工制作

日俘制作的印章盒

如今，太寅村的大同學園雖已不存，但這段歷史和抗戰文化未被寶雞人遺忘。這里，將俘虜營變學校，視戰俘為學員，這份胸懷與氣度、智慧與善良，值得被銘記和宣傳。誠如曾經的日俘押切五郎的詩《大同學園》所寫：“我們面對著清澈的渭河，靈魂也為之清澈了……”

寶雞融媒  張瓊

編輯：裴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