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八年呂不韋戈

　　等級：國家一級文物

　　出生時間：戰國晚期

　　出土地：咸陽市

　　年齡：2000多歲

　　戶籍登記時間：1978年

　　現住址：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今年5月，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基本陳列“青銅鑄文明”獲第二十二屆(2024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該基本陳列分為“青銅器之鄉”“周禮之邦”“秦肇之路”“智慧之光”4個展廳，全面展現我國周秦時期多元一體的文明發展歷程。

8月9日，游客在觀賞八年呂不韋戈。

8月9日，寶雞青銅器博物院人流如潮。在“秦肇之路”展廳，由銅戈組成的“秦”字裝置，引得眾多市民游客駐足拍照。順著地面上投影的腳印前行，記者參觀至第四部分“奠基雍城”。巨幅屏幕上，將士列陣如林、旌旗獵獵翻卷、鐵蹄踏破關山的畫面演繹著大秦帝國艱苦創業、一統天下的磅礴史詩。隨著畫面流轉，凜冽的刀光劍影投射在展廳最后一個透明的玻璃展柜上。展柜里單獨陳列的一件青銅戈仿佛被瞬間喚醒。

　　它是八年呂不韋戈，是2000多年前秦人開疆拓土的見證。雖銹跡斑駁、刃上有幾處小缺口，但戈身上鐫刻清晰的銘文，讓今人窺見了強秦背后那套精密嚴謹、影響深遠的兵器生產管理體系。

壹——沙里淘金，揀選而來

　　八年呂不韋戈援長16.1厘米，內長11厘米，重量僅0.3千克。相比于器型龐大、紋飾精美的青銅器來說，這件青銅戈并不起眼。人們是如何發現它的?

　　據原寶雞市博物館館長李仲操對八年呂不韋戈的考釋研究，這件青銅戈沒有驚世駭俗的出土現場，其“回歸”之路帶著時代印記。1978年，寶雞市內燃機配件廠工人、文物通訊員王發順在即將回爐的廢銅堆中“揀選”出了它，終結了它2000余年的沉寂與漂泊。

　　文物揀選是保護流散文物的一種手段，是專業人員在廢舊物資、冶煉原料中搶救性辨識珍貴文物的特殊方式，如同沙里淘金。文物揀選的對象包括摻雜在金銀器、廢舊物資、冶煉原料當中的文物，以及一時不能確認而可能屬于文物的物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使這些瀕于毀壞的文物得到搶救和保護，文物、銀行、商業、物資和工業等有關主管部門依照國家法律和規定，共同組織和開展了文物揀選工作。

　　通過揀選工作，數以萬計的青銅器、古舊圖書資料和其他文物以及數以噸計的歷史貨幣得到搶救。1984年，全國1000多件揀選而來的文物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收藏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同樣因揀選而重獲新生的瑰寶不在少數：西周虢仲鬲器身厚重，所飾重環紋與竊曲紋相映成趣，口沿銘文說明這件器物是虢仲為妻子姞氏鑄作的祭器;唐飛天花鳥菱緣鏡紋飾清雅明晰，內區圖案為高浮雕的靈動飛天與銜枝鸞鳥，外區飾蝶戀花與忍冬如意紋相間的紋樣，折射盛唐氣象。

　　其貌不揚的八年呂不韋戈憑借什么躋身國家一級文物行列?

　　銅戈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戰國時期。八年呂不韋戈所在的這堆廢銅來自三原縣。因三原縣距秦咸陽都城較近，所以考古人員推測八年呂不韋戈或為秦國所鑄兵器。

　　這一推測隨后得到了證實。經過考古人員除銹處理后，八年呂不韋戈身上顯露的銘文明確了其鑄造時間，傳遞的豐富內容讓這件青銅戈成為研究秦國工官制度的重要實物資料。

貳——鉤割啄刺，守土護民

　　西周虢仲鬲用來盛煮食物、唐飛天花鳥菱緣鏡可以映照容顏，八年呂不韋戈的使命卻截然不同——生而為戰，守土護民。

　　戈屬于進攻性兵器，用于近戰格斗，集鉤割啄刺于一體，主要包括戈頭和柲。戈頭是戈的殺傷部分，由援、內、胡、闌等部分組成。援是橫出的殺傷部位，由上下兩刃向前弧收成尖鋒，用以鉤啄敵人。

　　戈頭的制作材質有石、玉、銅等。銅戈最為常見，在戰爭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漢字中凡與兵器或軍事有關的字，多附以戈形，如戟、武、戍、戎、伐等。帶戈的成語也有很多，如金戈鐵馬、大動干戈、枕戈待旦等。

　　銅戈是戰爭消耗品，在鑄造完成后會盡快投入使用，有易損壞、更新快的特點。銅戈的形制也在延續基本形制的基礎上隨著戰場形勢及使用方式不斷變化，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

八年呂不韋戈。

夏商周考古學專家井中偉在《早期中國青銅戈·戟研究》中，初步揭示了銅戈的發展演變規律及其動因，構建起先秦時期銅戈的時空框架和譜系關系。他認為，胡部的出現是銅戈形制的一大變革。它不僅可以使戈頭與柲結合更加牢固，還增強了援下刃在實戰中的功能。他把戈頭分為直內無胡戈、直內有胡戈、曲內無胡戈、曲內有胡戈、短銎無胡戈、短銎有胡戈、管銎無胡戈、管銎有胡戈等八類。

　　“八年呂不韋戈僅存戈頭，形制較為特殊：援體上揚，無中脊;胡下部殘，闌側僅存兩穿;援胡均有刃;內平直，中有一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講解員柳鶯介紹。

　　由此看來，八年呂不韋戈屬于直內有胡戈，殺傷力極強，是秦國軍事作戰實力的有力證明，更是秦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具象化身。

8月9日，柳鶯在介紹八年呂不韋戈。

秦國自商鞅變法后，以高效經濟為施政思想，開啟了對兵器的改良。秦國兵器的殺傷力顯著提高，士兵戰斗力得到強化，兵器生產實現標準化。秦國的《工律》規定：“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長、廣夾(狹)亦必等。”一系列的改革既提高了兵器生產效率、節約了生產成本，又促進了兵器的循環使用，使秦國的軍工生產效率居于戰國七雄前列，整體作戰水平大幅提升。

　　八年呂不韋戈簡潔凌厲的線條，展現出秦人的銳意變革、開拓進取。

叁——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八年呂不韋戈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士兵手中守土護民的一件武器，還在于它所攜帶的信息揭示了秦國強大的制度密碼。

　　八年呂不韋戈的正面刻有“八年相邦呂不韋造，詔事圖，丞蕺，工奭”15字。大意是，此兵器是某秦王在位的第八年，由相邦呂不韋總領監造，官員“蕺”督造，工匠“奭”鑄造。背面“詔事”2字為橫書，還有“屬邦”2字。“屬邦”是管理當時少數民族的機構。

　　那么，這里的第八年是哪位秦王在位時的第八年?

　　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漢代因避漢高祖名諱，改相邦為相國，改屬邦為屬國。所以呂不韋任相邦是在秦王政元年至十年的時間里，這件青銅戈的鑄造時間就是呂不韋任相邦時、秦王政在位的第八年。

　　“八年”明確了鑄造時間，“八年”之后的銘文則記載了生產管理此兵器的“責任鏈條”，體現了秦國首創的“物勒工名”制度。

　　《呂氏春秋》記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

　　“物勒工名”制度是秦國律法的重要內容，到戰國晚期已較為完善。這種制度要求將鑄造時間、監造機構、參與人員姓名等信息銘刻在器物上，以便管理者核查和追溯質量。這意味著一旦兵器出現質量問題，可以迅速追溯到具體的制造者。因此，在兵器制作過程中，無論是督造者還是制造者，都會嚴格把關生產的各個環節，極大地保證了兵器的質量。

　　工匠們在兵器上刻下的不只是名字，更是責任。目前，在陜西發現的由呂不韋監造的青銅戈，除了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收藏的八年呂不韋戈，還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藏的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呂不韋戈等。它們都是秦國以“物勒工名”制度為核心的質量監督管理體系的典型實證。

　　此外，對于“詔事”一詞的定義還未有定論。有專家認為“詔事”應解釋為“詔使”，意為奉詔使用。也有專家認為“詔事”是秦國的一個機構，有鑄造兵器和其他銅器的職責，其負責人可能稱令或嗇夫，現由封泥資料可知其副手稱“詔事丞”。還有專家對比了八年呂不韋戈銘文的“詔事”，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藏的4件呂不韋戈銘文的“寺工”所在位置相當，推斷“詔事”為官署，主持鑄造各種銅器。

　　“在秦之后，‘物勒工名’制度被歷代中央王朝所奉行，不僅體現在武器制造上，還廣泛地運用于陶瓷、建筑等行業，為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軍事強化等作出了巨大貢獻。”柳鶯說。

從八年呂不韋戈讀懂秦人的務實創新

　　物勒工名，責任可層層溯源，讓每一件器物都經得起質量檢驗。銘文不僅是一份“追責清單”，背后的人文溫度更打動人。

　　在等級森嚴的戰國時代，工匠多被視為“百工之末”，姓名往往湮沒在歷史洪流中。但“物勒工名”制度讓工匠的名字與兵器共存，是一種極大的認可，意味著勞動被看見、技術被尊重。這一制度讓工匠的名字成為刻在青銅上的“勛章”，被歷史所銘記。這種尊重，比物質賞賜更能激發創造力。秦國工匠不必藏技，反而愿意將創造力傾注于錘鍛之間，不斷改進兵器形制，優化鑄造工藝。

　　考古人員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出土的秦代青銅兵器上，還發現了鉻鹽氧化保護技術的應用。現代鉻化處理技術是美國在1937年、德國在1954年分別獲得發明專利權的，而且防銹一般只能保持60年左右，但秦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掌握運用這一防銹技術。

　　“物勒工名”制度的誕生，也讓人更能讀懂秦人務實創新的特質。從商鞅變法打破世卿世祿制，到推行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再到推廣牛耕、興修水利的技術革新等，秦人始終扎根現實土壤，敢于突破既有的制度與觀念。他們所有的變革與突破，都以解決實際問題、實現國家富強為最終目標。也正是這種特質，讓秦國逐漸擁有了超越六國的技術實力和生產效率，助推實現了“六王畢，四海一”的統一大業。

　　離開展廳時，記者再次回望八年呂不韋戈。青銅上的銘文早已褪去當初的光澤，但其中蘊含的責任意識與創新基因，卻穿越2000余年的時光，依然清晰可感。它提醒人們：真正推動時代進步的，從來不是墨守成規，而是對勞動的尊重、對技術的敬畏，以及敢于突破的勇氣。（孫亞婷）

（來源：陜西日報）

編輯：陳云哲